中图分类号：D8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5-0080-07 “9·11”恐怖袭击从物质和肉体上重击了美国，在精神和心理上给美国造成了刻骨铭心的悲愤、极其强烈的震撼和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内外行为。美国从此处于“反恐战争”中，不仅国内社会严重右倾保守化，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受到许多限制，而且其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倾向与进攻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传播自由民主、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下，美国罔顾国际舆论，践踏国际法，以反恐反扩散为由武力更换敌国政权，强行塑造“美利坚新帝国”，给全球化世界带来深刻消极影响。尽管还不能断定“9·11”事件是世界政治新时代的开始，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9·11时代”的开始。① 经过“9·11”后约一年的战略谋划和政策实践，美国白宫于2002年9月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和在其前后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核态势评估》、《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国土安全国家战略》、《反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共同建构了“9·11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对外战略框架。从布什的第一任期到目前的第二任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对外战略虽然经历了一些调整，但从2006年3月白宫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目前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对外战略实践看，该战略整体上没有变化。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分析的是，该战略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所界定的美国最高利益与目标、对外部挑战与威胁的判断、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都具有显著“创新”。这些“创新”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约翰·伊肯伯里警告说，这个战略很可能会使“整个世界比以前更加危机重重、四分五裂——而美国自己也会面临更大的危险”。② 一、美国对外战略基本原则的危险“创新” 一般认为，国家对外战略包括环环相扣的三个要素：战略目标的确定——确定国家必须努力维护和追求的国家利益；战略威胁的判断——判定国家利益面临的威胁；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选定应对和消除威胁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其实，还有一个统领这三者的关键要素，即国家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因此，本文首先剖析这个关键要素。 “布什主义”是“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是奉行新保守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布什当局深思熟虑与精心谋划的产物。尽管“布什主义”在小布什上台后即露端倪，但它主要是布什当局对“9·11事件”的不当反应的产物。“9·11”事件后，布什发表了一系列对外政策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1)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以反恐划线”的外交新观念，按“善恶对立”的基督教信念和道德绝对主义把全世界划分为邪恶的恐怖主义阵营和美国领导的正义的反恐阵营，声称任何组织和国家要么站在美国一边成为其反恐盟友，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成为其敌人。③这种“非友即敌”的国际关系观和“黑白两分”的道德观与世界观是一种极端的新冷战思维。(2)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称伊拉克、朝鲜和伊朗是与恐怖主义勾结并企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三个“邪恶轴心”，并发誓决不容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宣称美国将尽快与盟友一起部署导弹防御系统(MD)④。“邪恶轴心”论的提出标志着美国的反恐反扩散已偏离正确轨道，即借反恐反扩散打击宿敌、推进MD研发部署和构建“美利坚新帝国”。(3)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正式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声称在新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必须有新的军事思维和对策，即在敌人试图获得WMD之时或发起攻击之前，“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固守防御战略思想就是坐等灭亡。⑤布什所谓“先发制人战争”实际上是“预防性战争”。⑥这三大对外政策新观念与布什当局一贯的外交单边主义、对美式民主普适性的迷恋和片面的绝对安全观共同构成“布什主义”，它是美国以“预防性战争”消灭恐怖主义与“邪恶轴心”从而保证自身及盟友的绝对安全和通过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实现“新帝国” 目标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布什主义认为，‘9·11’ 事件后美国将不得不定期发动预防性战争，使自己免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的袭击；如有必要，它将采取单独行动；此外它将努力实现大中东民主化，长久解决恐怖主义问题。”⑦ “布什主义”的内容包括：以“反恐划线”的敌友观，以“邪恶轴心”论妖魔化宿敌的绝对道德观，以“预防性战争”和绝对军事优势确保自己及盟友绝对安全的片面安全观，蔑视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的单边主义外交观，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和更迭“邪恶政权”的“新帝国主义”观，严防新的世界大国崛起的全球霸权战略观；其实质是：打着反恐反扩散旗号，践踏敌国主权，强行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武力控制战略要地，夺取战略资源，凭借攻防一体的绝对军事优势，“先发制人”地消灭现实敌人，未雨绸缪地遏制潜在敌人，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上构建“美利坚新帝国”。到布什的第二任期，“布什主义”被“推进民主，铲除暴政”的所谓“新布什主义”进一步“光大”。 以“布什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是“9·11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危险 “创新”。其危险主要在于它彻底违背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强行输出价值观等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从而对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石的当代国际体系和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和威胁。 “布什主义”是对美国四大外交传统——汉密尔顿主义、杰佛逊主义、威尔逊主义、杰克逊主义——的扬弃性继承与发展，它拒绝了杰佛逊主义的孤立主义主张与和平主义追求（“战争是杰佛逊主义者努力避免的第一以及最大的邪恶。”⑧），而把“认为外部世界最黑暗、对外最强硬、最重视从战争中获得荣誉、最不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杰克逊主义”⑨张扬到了极致，发扬了威尔逊主义的道德政治与世界使命观，但抛弃了其对国际制度的重视。相对于二战后的杜鲁门主义和冷战后的克林顿主义，“布什主义”具有显著“创新”。杜鲁门主义以“反共反苏划线”，“布什主义”则“以反恐反扩散划线”；杜鲁门主义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遏制”，“布什主义”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先发制人”；克林顿主义重视通过广泛接触输出美国价值观，“布什主义”强调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克林顿主义以保护人权和推动全球民主化为由武装干涉别国内政，“布什主义” 以保卫国家安全和自由价值观为由武力更换敌国政权。 “布什主义”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战略思想上的第二次集中表现（里根执政时期的新遏制主义是第一次）。冷战后，新一代新保守派具有更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新帝国”理想，他们终于在小布什上台后找到了用武之地。新保守派不仅继承了冷战自由派反共与输出意识形态的使命和老保守派强调军事安全的传统，而且主张按美国的清教道德标准强行塑造世界新秩序。他们一点也没有老保守派有时表现出的孤立主义倾向和自由派有时呈现的鸽派色彩以及这两派在对外使用武力时的谨慎态度，在对以色列更坚定的支持和对伊斯兰等非西方文化的强烈敌视中表现出浓烈的宗教、保守国际主义倾向，在用武力构建“美利坚新帝国”中表现出“安全军国主义”狂热。他们认为：美国同非西方国家的矛盾冲突不再是国际法行为体之间正常的利益之争，不同民族、文化之争也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文明与野蛮、善良与邪恶、高尚与卑鄙之间不可调和的较量；只有全球实现“美国化”，美国才能享有真正安全，世界才能实现真正自由、正义和繁荣。因此，新保守主义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它对其他强硬对外政策思想和主张的兼收并蓄和有过之而无不及。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思想完全拒绝有利于国际合作与安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有利于避免冲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不仅主张意识形态扩张、道德征伐和权力与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而且主张通过武力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来实现“自由世界”的永久安全，在继承理想主义道德使命与吸收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⑩的基础上，发展为“新帝国主义”，其本质特征是以战争求和平，以进攻保安全，以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凭绝对军事优势、按美国清教道德标准塑造“美利坚新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