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发展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跨国公司已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影响权力／利益分配关系、重塑体系结构的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现象在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均受到广泛重视。联合国1974年专门设立跨国公司中心，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与管理。国际商学(International Business)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变化不断补充和修正。跨国公司的兴起冲击着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学术壁垒，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因此重新受到关注。当生产要素的频繁跨国流动使跨国公司几乎成为全球化的代名词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独立行为体，跨国公司对传统的权力与财富关系带来了历史性的挑战，给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并暴露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研究困境和理论限度。因此，需要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认真疏理并重新建构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本文将回顾IPE三大理论范式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指出每个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塑研究框架的总体思路，即在修正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借鉴、修正和发展三大范式的理论资源，融合国际商学的相关理论，以权力／利益关系为着眼点，在单位和体系两个层次上重构跨国公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现实主义的研究盲点与理论资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范式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古典重商主义，以及国际政治学的传统现实主义。①现实主义流派也被称为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于财富，强调国家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研究国家行为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国家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假设是，经济活动应该服从于国家建设和国家利益。②由于经济政策屈从于国家利益，因而政治决定经济。③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流派，研究霸权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关系，从体系结构的角度，“集中关注民族国家体系的作用，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中的作用。”④尽管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分析单位和研究视角上有所不同，但对跨国公司的论断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沿袭国家主义政治决定经济的逻辑，认为国家是跨国公司海外活动所需要的安全和政治环境的提供者，⑤跨国公司则是母国在海外开展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工具。⑥而在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这一边。⑦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为母国重要的国家利益服务，充当母国的政治杠杆或政治武器。母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技术转移等行为进行操纵或控制，以便吸引或迫使其他国家政府对它唯命是从。而没有国家的制约，跨国公司无法运作。⑧因此，在现实主义范式中，跨国公司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体，在政治上无足轻重。跨国公司只是重要的经济行为体，它的活动必然服从和服务于母国的政治和安全需要。国家必须加强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干预和管理。 然而，跨国公司的行为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主义范式的解释。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政治外交目标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既不是跨国公司的唯一功能，也不是其核心利益所在。比如，在美国与委内瑞拉政治关系紧张对立的背景下，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仍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保持投资合作关系。 显然，现实主义流派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存在理论缺失，这主要源于该流派自身在前提假设、逻辑思路与核心观点等方面对跨国公司的忽视和简单化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范式与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范式在理论前提上如出一辙，都假设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单一、自主和理性的重要行为体。因而，在缺乏合法权威、本质上是冲突性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确保生存和安全的手段是不断攫取权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权力，尤其是军备建设。⑨经济竞争与安全竞争一样都是零和博弈，冲突总是不可避免，因而国家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潜能，追求绝对的经济权力以确保生存。尽管国家主义和霸权稳定论都不否认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但最终还是主张政治决定经济，经济从属于国家对强权的追求。因此，现实主义解释跨国公司现象的思路是，跨国公司作为重要的经济角色，其经营活动应该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保持一致，在地位上从属于国家，在功能上辅助政府。在国家主义流派中，跨国公司是处于第二等级的次要行为体。新现实主义虽然意识到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但局限于国家的经济权力，却忽视了跨国公司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与转移，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霸权稳定论则几乎完全忽略了跨国公司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一种专注于国家和无政府状态的结构主义，认为其他理论都从这两个基本概念衍生而来。⑩现实主义者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忽视现实国际体系中的非正式渠道，如跨国公司所构成的联系渠道。(11)现实主义学者还普遍不太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摩根索致力于国家间权力关系与国际和平的研究，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应该主要研究大国关系，米尔斯海默则主张国际关系只是大国关系。因此诸如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之类的小国根本不可能进入现实主义的研究视域，(12)更何况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司。总之，尽管跨国经济合作、贸易和投资已经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域，跨国经济活动催生的全球化给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造成的影响日渐明显，但现实主义仍然没能正视这些变化和影响，坚持非国家行为体只是国际政治关系中的辅音，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形成不重要，从而简单地将跨国公司归结为国家获取权力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