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7)06-0013-16 自从麦克卢汉(Mcluhan)提出“全球村”(global viilage)的概念以来，“全球的”(global)一词经历了“主义”(-ism)、“性”(-ity)、“化”(-ization)这些不同后缀的一系列放大，到了这放大的第三波，“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经变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广泛的概念。从分析的层面上说，它指某种实践向世界范围的传播或某种实践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就现实性的层面来说，它指上述意义上的力量塑造世界性事物的一种过程；就历史性的层面来说，它指某种具有世界史重要性的社会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或影响。如果采用全球化的广义概念，那么，全球化必然不是我们时代所独有的，它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有着相应的不同表现。这些表现既包括不同人类实践活动（如宗教、政治、文化、科学、经济等）的传播，也包括不同的影响力辐射中心（如埃及、希腊、中国、印度、西欧、北美等）被看作世界历史的轴心。但20世纪60年代流传起来的全球化概念无论对政治家还是学者的直觉来说都有一个特别的所指：那就是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而辐射开的现代性实践及全球后果。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伴随着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结束和“三个世界”的国际秩序格局的瓦解，“全球化”的话语达到了兴盛的极点。这表面巧合背后隐藏着颇值深思的问题：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力量改变了并正在改变着世界历史；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全球化”接受为描述我们所处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词时，他们是在预断西方式的现代性实践的全面胜利呢？还是在表达自己对未来世界秩序建构逻辑的深刻怀疑呢？未来世界会回复到以地域国家为基础的霸权循环模式呢？还是会在经济一体化中整合成一统的世界社会呢？是不是会有其他的法则将成为建构未来世界秩序的强有力逻辑呢？要解答这些疑问，与其纠缠于全球化的语词和概念，不如直接去考察其背后的所指——现代性实践的起源、扩散及其全球后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直面西方现代性实践自身的内在矛盾，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全球化的力量如何既联系了世界，又分割了世界，并进而预断世界冲突与和谐的可能图式。 一、现代性实践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的展露：地域国家与两次世界大战 西方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世界的轴心，主要是因为，这个社会从16世纪到18世纪发生了有重大意义的政治经济转变。②这一重大的转变就是指，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促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沃勒斯坦认为，从一个时空上更加深广的维度来俯瞰人类历史，至少可以指出三种不同的社会集团，也即“世界体系”形式：第一种是小体系(mini-systems)世界；第二种是世界帝国体系(world-empires)；第三种是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nomic)。小体系据说是那种建立在纯粹文化互惠之上的体系，因其文化和支配结构的相对单一而只具有相对有限的世界空间扩展范围；而世界帝国的体系则像艾森斯塔得的帝国概念一样，是一个以政治支配的逻辑为主，可以包容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结构；世界经济的体系则是建立在把生产、交换和消费联系起来的市场逻辑之上的，这种类型的世界体系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空间范围内都存在，但从16世纪以来，它在西方被多元的政治结构肢解并整合进了一种新的生产结构中去，那就是现代的资本主义体系。③无论学者们对沃氏的世界体系学说有什么具体的批评，16世纪到18世纪是西方现代性实践的兴起时期——这一历史洞见是不容抹杀的。从16世纪开始的200年正是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促成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期，也正是西方现代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形成时期。 民主、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则决定了民族国家内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成为决定我们的世界结构的关键。见证这场巨变的现代思想家，坦率地为我们揭示了支撑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逻辑。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政治哲学摆脱了古典思想的束缚，把人性中的激情、欲望从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既找到了所谓“最容易实现的人性”，也为社会维系提供了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国家理由、人民主权、自由等作为民主、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内核的概念都是从这样的政治哲学中演绎出来的。上述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性意见，可以大体上划分成两类：一类如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认为人性中的激情意气(thumos)是一种过于狂热的想象力，它应该被还原到更加基本的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另一类如卢梭和他的信徒，他们认为激情意气可以被引导向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激情意气的位置应高于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无论上面哪一类学说，个体权利的优先性都是其关键的理论枢纽。从这里出发，民主所主张的是个体政治权利的优先性，工业资本主义主张的则是个体经济权利的优先性，即为了更好实现自我保存，通过劳动和交换获得财富的优先性。从这两种优先性推论，安全是国家的最低理由，自由的更高理由则要求君主主权国家必然要过渡到人民主权国家，人民主权最后要扩展到全球，相应地，所有人类个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仅应该，而且在事实上都能得到保障。从个体的自然权利出发必然要求建立一种普遍同质的世界秩序。但遗憾的是，个体至福的许诺在现代性方案的扩展中遭遇到了十分自我矛盾的历史困境。 从保护和发展个体权利出发的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旦遇到区域性政权就产生出了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两者依托在区域性政权上，恰恰使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所许诺的个体自然权利的普遍实现变为不可能。民族国家分立的现实使人类以之为单位的激情争夺越演越烈。民主力量的发展使主权在民的概念建立起来，人民的概念构造了民族国家的新共同体。人民主权成为国家动员人民的有力媒介，从而战争也由“国王们的游戏”转变为“总体战争”。④经济秩序的扩展与上述政治秩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典自由主义本来把经济权利看作一种建立在个人自我保存权利基础上的普适的东西。但民主和主权国家政治运动的兴起，不仅打碎了英式新帝国，也瓦解了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等旧帝国秩序。在统一自己的国内市场，并争相实现工业化之后，新兴的工业国则不仅仅进行常规的经济竞争，而且把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设定为国家政治及对外政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和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共谋的产物；那些力图用战争与老殖民国家较量，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新工业国，暂时被战胜国遏制住了，但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并没有被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改变，这导致了更大规模、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