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可以归结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推论”。也就是说，美国有权在整个西半球坚持政治、思想、外交和经济的“一致性”，但却不用“附庸”这个字眼。为了确保亲美的政党和领袖掌控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美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海军陆战队和第82空降师的军事实力威慑，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干预，陆军武官的建议咨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和不时的强加于人，糖产品配额、关税优惠等其他方式的经济渗透，国务院的积极外交，对政党的资金援助和建议咨询，美国新闻署的公共宣传和信息传播等。 那段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围绕着以下3个目标展开：一是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避免苏联在美洲大陆建立起势力范围；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制衡国际上共产主义的扩张，同时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三是基本上满足美国公司的特殊利益要求，除非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1962年秋苏联导弹撤出古巴之后，虽然华盛顿方面仍然继续密切注意避免出现“第二个”古巴，但古苏联盟对美国的战略性威胁已大幅度降低。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军事技术的变革和巴拿马运河军事及商业重要性的降低，美国追求地区主导地位的热情不减。20世纪80年代，美国领导层仍认为严密控制格林纳达、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十分重要，其中原因令人费解，但当时美国仍没有放弃干涉主义政策。这些干涉主义政策的实施不仅出于当时一贯谋求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国家安全威胁”因素也是重要缘故。“国家安全威胁”是一种政治心理本能，即美国害怕失去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地区控制权，如地区内部协议和环加勒比边境地区国家的外部联系。这种本能是美国在前一个时代形成的对外立场和政策的惯性延续。 从二战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某些方面直到冷战末期，凡涉及到冷战时期两极竞争格局框架内的各种国际事务，美国都把大部分拉美国家视为几乎是自动的拥护者。这种模式的最显著代表是巴西对1965年美国占领多米尼加的支持，以及阿根廷对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干预中美洲国家的支持。那时，美国对拉美的关注不是特定性，而是整体地区性的，差别待遇并不明显。事实上，很多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都是围绕着与卡斯特罗政府对加勒比盆地的激烈竞争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南美国家的态度来制定的。1961年，肯尼迪政府推出覆盖西半球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个性化地体现了这种趋势。此后，尼克松总统的“成熟伙伴关系”计划、国务卿基辛格数次提到的“美洲共同体”概念及美国政府其他广泛和大局性的关注问题都反映出这个特点。 延续性和变化 21世纪美国和拉美的关系体现出冷战时期主要特点的某种延续性，但在内容和性质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仍表现为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之间国家实力的巨大差距。美国对拉美各国的重要意义，仍然远远超过任何拉美国家对美国的重要性。对拉美地区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决策往往取决于美国，这些政策在拉美产生的影响与其说是有意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剩余效应。大部分拉美国家仍然无法摆脱外部趋势、事件和决策的左右。除了巴西、古巴、智利，最近还加上委内瑞拉，拉美国家很少在地区外事务中发挥作用。 美国高层政界对拉美的关注远远不及对其他一些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的关注。在美国政界看来，除了艰难的伊拉克战争、以色列问题、伊朗和朝鲜的核危机等，还有很多问题和国际关系比拉美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地区整体，拉美很少成为美国政治家“雷达屏”上的亮点。呼吁美国官员对拉美“给与更多关注”的呼声从未得到重视，寄希望于提高目前有限关注点的质量是上上之策。 第二，在与拉美国家的交往中，美国从未表现出对待南半球国家所惯有的连贯性，近年来美国的多元性特征反而越来越明显。美国制定的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产生影响的政策，很少取决于国际权力关系和外部挑战，更多地是取决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团体内部影响的相互作用，如生锈地带（某国工会最集中的区域）与太阳地带（新型旅游区）；企业（这里指制药公司、计算机制造商、大型能源企业、大型娱乐场所等）与劳工；蔗糖、酸性水果、花生、稻米、大豆、花卉、蜂蜜、番茄、葡萄等农作物的生产者；农业工人与消费者；散居侨民组织与反移民团体；不同的宗教信仰团体；基金会、专家团与传媒；包括贩毒集团在内的犯罪组织与警察；维护人权、支持妇女事业、保护环境和维护公众健康的团体和组织等。 在美国对外政策漫长而开放性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家的身边不乏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因此，在那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紧迫的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尽管有时候美国政府甚至会采取一些协调性措施，争取问题得到协调和控制，但是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因为美国需要处理的问题和国际关系纷繁复杂，政府很少采取、将来也不会采取这些协调性措施。 第三，近些年来，集团、工会、专家团、传媒、各类非政府组织（种族组织、社区组织、宗教组织等）等私人因素在美国与拉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而联邦政府的作用相对减弱。在如今的拉美社会，微软和沃尔玛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有线新闻网的传播影响大过美国之音。除了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秘鲁，美国国际开发署发挥的作用还不及美国美亚保险公司。尽管“9·11”之后，五角大楼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恢复，但在某些方面，人权观察组织仍比五角大楼更强大。毋庸置疑，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① 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比美洲国家组织有名得多。因此，虽然美国社会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难以通过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加以控制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