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各国独立后，特别是“9·11”事件后，随着该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和油气资源的开发，世界大国和大国集团纷至沓来，竞相角逐。在此情况下，中亚国家并没有实施依附某一大国的政策，而是在大国之间游走，利用大国的竞争，从中周旋，推行多元务实外交，以谋取最大国家实利。对外政策多元务实是中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大特色。由于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外交政策将会继续下去。 一、实行多元务实外交政策的客观因素 1.封闭的地理位置需要多渠道的对外交往窗口。中亚五国地处内陆，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它们从事对外经贸合作的难度。出于发展国家经济的需要，它们希望创造一个可保证“借道”对外交往的环境。在此情况下，它们与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及中国等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是必然选择。 2.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在中亚大博弈，以及该地区特殊的地缘人文结构，要求中亚诸国实施多方位交往。19世纪，俄英两大帝国为扩大势力范围，在人烟稀少、山峦起伏的中亚进行过争夺。20世纪，大博弈的形势客观上要求中亚诸国处理好与大国及大国集团的关系，摆好自己的位置，谋求与前苏联时代不同的新的“综合解决方案”。此外，中亚是各种文明、民族和宗教的交汇之地。特别是中亚国家居民历史上大多信奉伊斯兰教。苏联解体后，曾长期受束缚和压制的中亚宗教自由得到释放，伊斯兰教的回归和复兴以及同种同文源远流长的历史，客观上要求中亚国家与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建立联系。 3.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要求融入国际社会，借鉴国际社会的治国经验，巩固新生政权。中亚国家在历史上就缺乏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经验和实践。中亚五个主体民族形成最早的是塔吉克族，形成于公元10世纪。其它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土库曼族均在15～16世纪形成。随后由这些主体民族建立的哈萨克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以及塔吉克族历史上建立的萨曼王朝便是中亚最早建立的古代民族国家。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俄吞并了中亚的古老国家，并将其变为附属省份。苏联成立后，它们又变成了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历史潮流把它们推到了国际社会的前沿，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此情况下，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由于政权结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不完备，需要融入国际社会，借鉴治国经验，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此外，中亚五国独立后基本上继承了前苏联总统集权形式的政治体制，国家制度和政权结构比较相似。各国同时又存在着难以解决的不利于政权稳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民族问题、地区差异和社会矛盾等。而政府在地区内掌握形势的能力又不足，因此需要借助外力，巩固政权。“9·11”后，美国等西方大国势力纷纷进入中亚。中亚领导人则“满心欢喜”地接受华盛顿的“反恐斗争”。俄舆论认为，随着其它大国加入对中亚的争夺，中亚国家今后将会“有更广泛的余地把各种矛盾进行组合加以利用，如在地缘战略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和资源利益方面”。① “吸引西方国家参与地缘政治和经济性事务”。② 借此增强实力，减少西方对本国政权的批评。 4.为改变经济结构的单一性，中亚国家需要融入经济全球化，吸纳世界资金、经验和技术，特别是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在前苏联时期，联盟中央推行“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经济方针，各共和国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各国独立后虽然获得了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的畸形结构需要它们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合作，优势互补，特别是同俄罗斯的合作。中亚在前苏联范围内形成的经济结构的专业化是十分明显的，如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60％是原料和半成品生产部门创造的，65％的工业潜力集中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5％的区域里。③ 中亚五国独立后，其进出口业务仍主要面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其它国家。俄媒体认为，中亚国家“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在经济上“还要依赖俄罗斯”④。 此外，中亚国家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极其丰富，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使得中亚国家除了同独联体恢复和发展联系外，还要谋求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互利合作，引进外国投资和贷款以及经验和技术。因此，中亚经济的发展和其多方位外交是密切相关的。 5.中亚地区存在的诸多不安全因素，要求该地区新独立国家借助外力保障安全。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真空使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重新弥漫于中亚各独立国家，并造成民族和宗教极端势力在该地区活动猖獗，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一大隐患。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等极端主义组织“全球圣战”的思想在淡化，他们致力于重点解决本地区问题，其最终目标是在中亚建立伊斯兰的哈里发国家，推翻世俗的现政权。此外，中亚地区还面临有组织犯罪、贩卖毒品和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而中亚国家几乎没有国防基础，也无资金投入，军事上无实力可言，难以应对一系列安全威胁和挑战。它们除了同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签署多边和双边军事政治条约外，还有求于西方大国提供安全保障。“9·11”后，乌、吉、塔先后向美国和北约提供军事基地和军事方便就是出于这种心态。 二、多元务实外交政策的实践 1.政治上游走于大国之间，用一个大国对付另一个大国，用一种力量制衡另一种力量，在大国博弈中分散风险，寻找自己的有利位置。苏联解体后，土耳其是最先开发中亚地区经济和军事战略空间的国家之一，试图利用与中亚同属“突厥人”及“文化政治共同性”的地缘和人文优势，通过扮演整个中亚形势“操作员”的角色从中获益。2007年5月3日，土耳其外交部又公布了“雄心勃勃的中亚战略”，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宣布崭新的“突厥政策”，以实现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开始、贯穿南高加索地区、直到中国新疆的‘土耳其利益区’的梦想”。然而，中亚国家对土始终抱有戒心，不愿在刚摆脱苏联的束缚后，又被拉入“突厥主义”麾下，而是力图实行“平衡的外交政策”，与其它大国建立联系，“确保来之不易的独立成果”⑤。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存有矛盾心理。一方面，在经济安全领域需要俄罗斯，依赖俄罗斯；另一方面又担心俄会再出现“帝国野心”，而不得不防范。它们独立后大力发展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实施“淡俄化”政策。在政治上又不愿单纯与俄结盟，而是希望将莫斯科的作用“减到最低限度”。独立后，特别是上合组织建立以来，它们积极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就有利用中国平衡俄罗斯在中亚影响的考虑。在与东西方的关系上，中亚国家试图奉行脚踏两只船的政策。它们对西方批评该地区领导人集权、独裁，在该地区推行“民主改造”表示不满，而认为中俄不同于西方，它们不批评这一地区领导人“破坏民主”，只注重于“发展经济合作和安全”，因此“获得了这些国家执政者的信任”，它们“越来越将中国和俄罗斯看做是对西方的一种抗衡”⑥。同时，中亚国家又看重西方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和技术水平，因而与其暗送秋波。“对美国能提供的抵消俄罗斯和中国影响的力量”，它们“很乐意地接受了”；自独立后，它们“一直就各种问题向全世界第一大国征求意见，从民主发展到能源勘探”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