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6日，为期一年的安倍晋三内阁落下帷幕。回首安倍内阁的外交，有两个关键词给人留下较深印象：一是麻生太郎外相提出的所谓“价值外交”（下称“价值观外交”）；二是安倍晋三首相倡导的“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这两者的实质、内涵究竟是什么？两者之间是矛盾的还是统一的？福田康夫新内阁成立后，日本外交将如何展开？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一“价值观外交”与“自由繁荣之弧”的内涵与实质 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2006年11月30日发表了演讲，给日美同盟、国际协调、重视亚洲近邻关系这三大日本外交支柱又增添一大支柱，即“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① 设想，并称其为日本外交的“新基轴”。② 即日本外交的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新基轴”来转，“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也不例外。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明确指出“‘价值观外交’的骨子里潜藏着反共意识”且业已过时，并奉劝麻生、安倍“需要跟他们的外祖父吉田茂、岸信介的时代保持距离”。③ （一）“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的内涵。 用安倍内阁要员的话来说，所谓“价值观”是指“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及市场经济。在推进外交方面高度重视这些‘普遍价值’，开展‘价值观外交’”。所谓“自由繁荣之弧”则指“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必须把这一地带串联在一起，建成‘自由繁荣之弧’”。④ 麻生主张，积极开展“重视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外交，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而稳定的“自由繁荣之弧”。⑤ 为此，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北约各国密切合作。 安倍晋三在《迈向美丽的国家》一书中也提出，从战略出发召开日美澳印首脑或外长会议，为使普世价值观与亚洲其他国家共享而合作。⑥ 安倍执政期间，从2007年1月访欧到同年8月访印，以及各国领导人访日时，他都着力强调“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并极力争取各国支持日本2008年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和未来成为常任理事国。他表示，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是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结合的产物。⑦ 作为例外，安倍首相在2007年5月访问中东五国时并没有强调“价值观”问题，而提出了在中东建立“和平与繁荣走廊”的设想。这说明日本深知“价值观外交”未必得到中东各国的认同。 （二）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实质是，企图借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从全球范围影响并牵制中国。 所谓“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冷战外交的变种。不同的是，冷战时期日本主要追随美国采取反共反华立场，但共同利益和人民愿望最终成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强大动力。冷战后，“共同价值观”一直维系着日美同盟关系，并影响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方针的转变，日本开始对中国打“援助牌”即是“价值观外交”作祟，但当时并不像美国“人权外交”那么来势汹汹。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提出“欧亚大陆外交”，其主要目的是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获取能源资源。然而，麻生的“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设想则显示出一种“战略大国”的外交图谋，其特点是对外主动凸现意识形态因素，从全球战略布局，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和防范对象，确立日本的国际主导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的“二合一”对外战略受到以下三大意识的支配。 1.本国优越意识。麻生任外相时曾标榜说，日本有“基于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最悠久的民主政治国家百年以上经验的智慧”⑧。所以，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和平、自由、人权，日本都有资格宣布推行“价值观外交”。⑨ 至于日本的侵略历史，他不愿正视，且答道：“历史认识即使在一国内也不一致”，“对历史的评价，即便相同人种、相同国民，即使再过200年双方的历史认识也未必一致”。⑩ 安倍首相在印度国会演讲时甚至宣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展示出崇高勇气的帕尔法官(11)，仍赢得许多日本人不渝的尊敬。”(12) 安倍内阁“价值观外交”的策略考虑，是避免像小泉前首相那样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与中国正面交锋，而选择一块于己相对有利的“赛场”同中国博弈。这似乎正是美国一些人所期待的。 2.世界大国意识。麻生宣称：“日本是与世界体系稳定具有生死攸关利益的大国一员。像日本这种大国，追求自身的生存、稳定、繁荣等国家利益的三大目标时，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全无关。所以，日本必须和美、澳、印度、欧盟、北约各国等思想和利益相同的友邦越来越牢固地联合起来，努力形成和扩大‘自由繁荣之弧’。”(13) 安倍内阁的这种外交姿态，与其说是日本自身大国意识的重新觉醒，不如说是面对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影响不断扩大而产生的一种焦躁、不健康、不现实的战略反应。 3.地缘战略意识。2007年8月，安倍首相在印度国会发表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中宣称：“目前日本外交正为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形成一圈所谓‘自由繁荣之弧’而到处推进各种设想。日本与印度的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正好可构成这一进程的关键。”日印进一步合作将使“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在一起，正出现东亚和南亚相融合的‘扩大亚洲’”，“它将把美国和澳洲卷入，成长为覆盖整个太平洋的广大网络”。“日印两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两大民主国家”，“同为海洋国家的印度和日本在海上航线安全方面拥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强大的印度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欢迎印度崛起”。(14) 殊不知，早在2005年末，日本前驻华公使宫家邦彦便提出，针对中国崛起，日本的最佳战略是“与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包括中东和中亚的‘扩大’亚洲的亚洲大陆‘实力均衡’，重新构筑对华外交”。(15) 安倍仅是接受了宫家的这一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