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主创新已成为近年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深圳科协主席李连和说，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经验就是“舍得，忍得，耐得”：政府要舍得投入；对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企业外迁要忍得住财政、税收的损失；要耐得住寂寞，百亿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往往需要15至20年的发展期，要认准华山一条路不动摇”①。两会委员和代表的声音折射出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呼声，也反映出政府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比如，“十五”期间，国家和许多省市设立了创新基金，有统计显示2006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已达到2943亿元，中央财政科技拨款比上年增加19.2%；十一五期间，政府推进的决心更大，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的力度更强。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大都赞同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补贴，但采用什么样的补贴方式更有效？在政府、企业和市场组成的系统中，政府与企业如何联动，政府补贴的角色如何定位等问题，目前仍更多地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不仅需要理论研究，更需要实证。 目前许多研究把政府对企业总的补贴作为研究对象，难以揭示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内在机理。对此，本文按照补贴的目的将政府R&D创新补贴进行分类汇总，最终将其划分为R&D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大类，以此来研究相关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R&D补贴是各国政府的通用做法 我国加入WTO，面临全球各种联系和竞争，技术是企业成功和国家可持续增长的基础[1]，是实现产业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纵向与横向增值、延伸与扩散的手段，既涉及持续竞争和创新网络，也涉及企业、行业和国家层次创新与竞争的各种关系和治理[2]，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薄弱环节，也是核心问题。 技术创新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技术外部性使得竞争对手和模仿者形成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发展[3，4]，由此也导致R&D创新企业的预期收益低于社会平均收益，表现为生产技术知识或信息的创新资源投入不足和社会创新知识的供给不足。比如，研究表明，制造业R&D溢出每增加1%，相关企业成本将下降0.2%。这种搭便车现象，极大地弱化了创新者的创新动力，使社会创新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是许多国家对R&D创新补贴、资助和优惠，以最大限度地使R&D外部性内在化的重要原因，各国政府的通用做法是进行R&D补贴，并已取得了成效[5]。 然而R&D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有效性，包括企业创新投入的回收时间和程度，取得的绩效，既与企业自身的许多因素有关，也依赖于创新的大环境[6]。在这个系统中，为降低技术创新带来的外部性，各国政府都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推动者。比如，谢光亚(2002)归纳总结了各发达国家中政府对民用R&D的经费投入一般占R&D经费税总额20%-30%；政府采购占全部 GDP的10%～15%，许多政府使用这一工具有效地降低了创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风险，并通过价格、数量、标准和交货期等来影响创新的方向和速度[7]。 （二）市场机制与政府R&D补贴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改善起了显著作用，对公司业绩产生正向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补贴方式不够市场化，这样配置的资源没有好好利用，并没有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绩效[8]。根据OECD(1993)的研究，政府补贴可能选择那些具有高的社会收益或者对政府有用的项目，例如健康、安全和防御等，这样政府补贴可能选择的并不是市场中最优秀的企业，这反映出政府在补贴中所处的不同角色。 政府创新支持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场化机制，补贴的方式不同，其担当的角色和采用的补贴模式不同，对企业R&D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同[9]。比如，政府创新支持既可能激励企业更多R&D的投入，导致杠杆效应，反之，也可能导致R&D投入的挤出效应。目前国外学者对此有新的拓展研究，包括政府R&D支持和R&D资源投入的更有效利用[10]；政府补贴是否大幅增加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潜力[11]。我国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支持是否产生作用[12]，是正向还是负向作用[13，14]。 补贴的方式不同，政府的角色不同。比如，如果政府选择间接补贴，能降低企业R&D研发活动的边际成本[15]，而且这种补贴给予了企业选择和如何进行研发投资项目的权利，是一种市场导向的反应[16]。这样的补贴可以减少游说家和政客的影响，有利于用市场机制更好地选择项目[17]，也有利于突出企业研发的主体地位[15]。尽管间接补贴有助于维护市场机制，但有研究表明，采用间接支持方式（如税收优惠）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18]。我国的情形相似，其主要原因是产权因素导致R&D投入缺乏动力；多种税收优惠措施混用，激励效应下降；国有企业亏损面较大，应税所得无从抵扣[19]。 （三）政府R&D补贴的政策选择 尽管R&D创新有助于取得竞争力，实现企业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利润的同步增长，但也有学者提出R&D创新的“加速化陷阱”，表现为研发投入并未带来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比如，在1978-1990期间，欧洲和日本的一些高科技公司的研发费用增长了3-5倍，但这些公司总的销售额年均增长率却仅为10%。对此，张冰(2000)认为当R&D的投资主体在进行一项无效率的R&D活动时，便进入了R&D陷阱[20]，出现R&D投入与公司绩效的显著负向关系[21]。 这说明在诱导企业R&D创新投入的政策选择时，应评价补贴行业与补贴大小可能产生的效果。比如，Hamberg(1966)考察了六个行业，有四个行业的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产生正向作用[22]；Howe & McFetridge(1976)将样本分成三个行业，只有一个行业是显著相关的。这说明政府R&D补贴政策应注意行业的选择[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