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新区产业集聚测度体系研究

　　1 引言

　　自1991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高新区）设立以来，我国各国家高新区致力于优化软硬环境、促进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区域集中，以期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资源、资金和管理手段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成长优势的新兴产业正在形成，一批高新技术孵化基地和产业基地迅速崛起，国家高新区集约化、高效化的产业组织特征日趋明显，并已成为其所在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学术界对国家高新区有没有形成产业集聚仍存在较大争议，但国外学者普遍持更为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国家高新区在将高新技术发展与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效结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有效性在于当地企业、外资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组成的信息网络[1]，作为研发、孵化、人力资源培训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高度集中，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2]，更有研究将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和美国的硅谷、奥斯汀等科学园区并列为典型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区[3]。持怀疑观点的学者却认为，面对遍布全国4210个各类开发区（其中包括起步更早的5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激烈竞争，国家高新区在吸引国外高技术企业和高层次人才方面并不占优势[4]，即使是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在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链支撑、企业战略及创新要素等方面都与台湾新竹科技园有很大差距[5]。更有批评认为高新区并没有因给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良好地理环境而在增加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受益，也少有证据表明高新区内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周围的企业能更便利地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创新[6]，大多数国家高新区产业链条脆弱、企业没有形成根植性、创新能力弱、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发展机制[7]。

　　从世界范围看，产业集聚作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其重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过，它的优良表现使人们看到产业发展的新途径，并希望通过产业集聚来发展经济、增强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就处于“二次创业”关键时期的国家高新区而言，产业集聚已成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思维和重要政策工具，在此前提下，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的概念并引入适当方法加以测度和评价，对于回答国家高新区有没有形成产业集聚、集聚质量如何、其分布呈何种特征等问题，促进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遵循产业集聚的规律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2 产业集聚测度的指标与方法

　　一般认为，产业集聚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蕴涵的解释变量，而新增长理论却没有这一层含义，由此人们希望通过产业集聚的定量描述来比较哪一种经济增长理论能更有效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实质，但由于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对产业集聚概念界定等方面差异，不同文献在对产业集聚测度的研究中各有侧重，并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评价方法和测度指标，如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LQ)、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G)、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H)、产业地理集中指数(Index Of Industry Concentration,γ)、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G*)、和莫朗指数(Moral I)等。

　　区位熵是简单易行且使用最为广泛的指标，较高的产业区位熵意味着区域内该产业在规模上具有比较优势。若按就业情况算，其数值为某地区特定产业的就业在这个地区总就业中的百分比占整个国家该产业就业在整个国家总就业百分比的比重。洛伦茨曲线描述的是按照产值由低到高排序，横轴、纵轴分别为累积厂商数及其产值总和占厂商总数和总产值的百分比，洛伦兹曲线弧度越大，产业的集中度越大，并对应于越趋近于1的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定义为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且数值越大产业集中度越高。

　　但在实际应用中，区位熵和赫芬达尔指数无法反映具体的产业组织状况及区域差异，在表示产业空间集聚程度时可能得出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结论。艾利森和格莱赛[8]指出区位基尼系数作为产业集聚测度的缺陷，若行业由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企业构成，相应的G值比较大，但这只是产业结构形态的表述，而不反映产业集聚水平。为此，他们提出产业地理集中指数γ以考虑企业规模及区域差异的影响。针对区位熵指标在判定新兴产业集群中的缺陷，盖提斯和昂德又提出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G*[10]。

　　随着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国外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正在从宏观的国家与产业层面、中观的区域层面逐步深入到微观的企业层面，以探讨各种因素对产业集聚及其均衡状态的影响。如马沙尔[12]采用员工数测度的区域基尼系数和全局空间莫朗指数对西班牙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化工产品、汽车、食品、纺织、皮革六个工业部门的研究表明，单一产业部门体现出更高地理集中度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经济；莱佛凯德和米奥[13]采用员工数和企业数的地理集中度指标和莫朗指数对意大利不同规模企业分类集聚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所表明，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有分类集聚的倾向，大企业倾向于产业专门化集聚，而中小企业更多地受需求导向的货币外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