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8)05-0019-08 如同尼采、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也是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独创性对战后法国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利科尔以其扎实的哲学史功底和深邃的哲学思考能力，与许多德国哲学家进行了思想对话、甚至论辩交锋。利科尔的哲学兴趣早在1935年就转向了德国哲学，并在战俘营里开始翻译胡塞尔的《关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他的这个译本深得梅洛—庞蒂的欣赏。利科尔与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合著的第一部著作是《亚斯贝斯与生存哲学》。在研究德国哲学的过程中，利科尔难以回避亚斯贝斯与海德格尔之间因学术和政治分歧而产生的不快。按照利科尔的说法，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这两位恩师之间的调解也因海德格尔的顽强抵抗而徒劳无益。利科尔后来坦言，亚斯贝斯的哲学虽稳重但有点夸张、重复和繁冗而致人厌倦，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则更富天才和吸引力。利科尔的这一表白招致了亚斯贝斯的忠实女弟子海尔施(Jeanne Hersch)指责利科尔背叛了亚斯贝斯而投靠了海德格尔，指责利科尔像其他法国人那样抵挡不住海德格尔有害的魅力。对于这样的指责，利科尔则认为，“这一半是对的，但一半也是错的”。[1](P39)利科尔谁都不投靠，他无非是要表明，虽然海德格尔要比亚斯贝斯更能吸引自己，但他自己并非海德格尔主义者，自己在许多主要方面是不满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就像利科尔在介入伽达默尔与前期哈贝马斯的争论时那样，利科尔的立场处于他们两人中间，并尤为拒斥真理与方法之间的对立。这个“居中”并非“中立”，而是纽带和桥梁。因为利科尔要以独创和忠实的方式把自己对马塞尔、胡塞尔、纳贝尔(Jean Nabert)、弗洛伊德以及结构主义者们的“多重拥戴衔接起来”，[1](P49)而不陷于折衷主义。这些被利科尔拥戴的对象对利科尔思想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当然，利科尔的哲学思想正是在阐发、评论甚至批评马塞尔、胡塞尔、纳贝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列维—斯特劳斯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深化的。 鉴于海德格尔不满于胡塞尔的主要作为认识论的现象学而阐发了一种基本存在论，萨特则展开了一种现象学存在论，福柯则倡导一种历史存在论，而莱维纳斯则主张一种既非胡塞尔认识论又非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第一哲学——伦理学。在利科尔看来，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无伦理学的存在论，而莱维纳斯哲学则是一种无存在论的伦理学。那么，利科尔本人又构建了哪种哲学呢？利科尔如何在哲学史上定位海德格尔哲学，他与海德格尔的主要差异集中体现在何处呢？利科尔的批判本身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免于批判的呢？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是否真的屈服于海德格尔有害的魅力了呢？ 利科尔与海德格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存在论是短程的 利科尔解释学的创新之举就是通过人们所说的把解释学问题嫁接到现象学方法上去，使得解释学经由语义学和反思哲学的长长迂回，抵达相互冲突的解释学理论的共同的生存论根基。把解释学嫁接到现象学上去，也就是要超越作为认识论的狄尔泰解释学，而走向作为存在论的海德格尔解释学。在如何进行嫁接这个问题上，利科尔与海德格尔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集中体现了利科尔所阐发的批判解释学或反思解释学的实质性内容。 有长程与短程两种途径可以把解释学奠基在现象学之中。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存在论(ontologie de la compréhension)走的是短程途径，短程途径与任何方法争论相决裂，一开始就处于对此在的一种直接描述和分析之中；而利科尔本人则选择了长程途径，通过方法论的漫长的和艰难的迂回，来一点点地接近存在论。 利科尔之所以把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存在论称作“短程”的，是“因为它通过与关于方法的所有讨论相决裂，一上来就处于一种有限存在的存在论层面上，以期在这个层面上把理解恢复为一种存在模式，而非一种认识模式。我们不是逐渐地进入这个理解的存在论中去的；我们不是通过深入研究有关注解学、历史或心理分析的方法论需求而渐渐接近这个存在论的：我们是通过提问法的一种突然逆转而想象自己置身于这个存在论之中的”。[2](P10)提问法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突然逆转呢？狄尔泰的问题是“认识主体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理解文本或历史？”而海德格尔则会问“一个其存在在于理解的存在者是什么样的存在者？”于是，在海德格尔那里，解释学问题成了对这个存在者和对通过理解而生存的此在(Dasein)进行分析(Analytique)的一部分。对存在进行询问，就是要避免以任何认识论(erkenntnistheoretisch)的方式提出问题，就是不能把解释学看作是一种能与自然科学方法一决高低的方法。但是，为了要询问一般的存在，首先我们需要询问这个以理解存在为模式而生存的存在者，即此在。在认识论的主体之前，存在着运转着的生命，存在着活生生的存在者。利科尔承认一种理解的存在论所导引的革命就是：理解成了此在之“投射”和“向存在敞开”的一个方面。“对一个其生存就在于对存在作理解的存在者来说，真理的问题不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存在的显明问题”。[2](P13) 利科尔是说，由于在询问时，我在是作为我在而不是作为我思而被涵蕴的，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摧毁了笛卡儿意义上的作为认识论原则以及作为第一真理的我思所具有的优先性，并试图用“我在”的解释学来取代“我思”的解释学，用作为存在论的解释学来取代狄尔泰的作为认识论的解释学。当然，海德格尔并未取消“我思”的问题。海德格尔通过讨论“在世中的存在”并询问谁是在世中的存在而恢复了我思。只不过这个“我思”已经不是笛卡儿意义上的认识主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