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专文讨论过准先验维度在德里达后期思想中所发挥的组建作用。①那篇文章从得到德里达本人承认的“准先验”概念出发，回溯至他早年对胡塞尔先验唯心论尤其是它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先验目的论的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揭示了这一维度实际上作为隐性要素参与了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形成过程。文章同时证明，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对海德格尔的“精神”、马克思的“幽灵”以及施密特的“友爱”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和政治主题的解构运作，先验之维由隐而显，令人瞩目。 但是，德里达的“准先验性”究竟与胡塞尔的“先验性”有没有区别？难道仅仅在于德里达放弃了胡塞尔现象学对先验主体的诉求吗？为什么后来又提出“过先验论”这一表述方式？这两个概念与胡塞尔乃至康德的“先验性”概念虽然在外表上非常相似，但德里达一直坚持认为，它们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分。这种区分表现在哪里？其内在的逻辑过渡是如何完成的？对这些问题的完整回答，直到2003年《流氓》一书的出版，才成为可能。下文将以该书的内容为主线来尝试说明德里达对胡塞尔先验论所作的重大修订及其政治哲学上的意义。不过，要想理解德里达的解构过程，首先必须回到胡塞尔的先验哲学，了解胡塞尔的先验论在人类历史和当代政治中的解释学应用。胡塞尔对这一问题最集中的讨论见于他在1935年5月7日和10日在维也纳文化协会所作的报告“处于欧洲人性危机中的哲学”②。 一 胡塞尔从区域存在论[1]23以下出发，经过彻底的“排除”、“悬置”和“加括号”，最后获得了两个区域：世界与意识（自我）。这两个区域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在胡塞尔看来，凡有对象的地方必有自我，自我与对象如影随形，它们之间是一种平行论意义上的关系，但这两个区域之间不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世界的存在是不独立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而意识的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换言之，如果意识不存在，那么绝不会有任何东西存在，但是，反过来，即使世界彻底毁灭，也丝毫无损于意识的存在；研究世界的自然科学是精确科学，但讨论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学说，也就是先验论，是严格科学，严格性高于精确性，原因在于自然科学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来源和基础。 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上述观点中概括出先验自我的几个特征：平行性、无条件性和严格性。这些特征的获得主要得益于先验还原，但先验现象学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探讨“这个自我及其意识生活与自我所意识到的世界——它的真正的存在是我在我自己的认知结构中认识到的——之间的关系”[2]101，探讨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自然科学如何通过意识活动而被构造出来。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先验意识的一个新的特征：目的性。先验目的论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德里达围绕先验哲学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它，因此，对它的理解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胡塞尔先验概念的把握，而且涉及对德里达准先验维度的评价。那么，究竟什么是先验目的论呢？ 这得从欧洲的危机入手。在胡塞尔看来，当时的欧洲生病了，民族意志瓦解，共同精神丧失，国家的理想目标、政治目标等等说法成为浪漫和神话，就是说，欧洲人进入危机了。但与此同时其他民族并没有罹患同样类型的疾病，为什么只有欧洲会这样呢？原来，欧洲具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过程。欧洲首先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离欧洲大陆不远的爱斯基摩人在胡塞尔眼里就不是欧洲人，而远在美洲的美国却属于欧洲。那些常年在欧洲游荡的印第安人和吉普赛人也不能算是欧洲人。欧洲首先是精神欧洲，是理念欧洲，它有自己的诞生地：古希腊。 要理解“理念欧洲”③这个说法，须再介绍一下胡塞尔版本的“精神现象学”[2]326以下。在古希腊完成新观念的转换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出于生殖和生活的原因不言而喻地生活在家庭、氏族、民族等各种团体中。这是一种自然的生活，其特点就是朴素地生活在世界之中，换言之，生活在这种自然态度中的人们只对个体或团体的生存有兴趣，对世界本身的追问很少成为他们的主题。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和经验的累积，在有些民族那里，普遍之物、世界本身等等偶尔也会成为关注的对象，但仍囿于实践的兴趣，因此从根本上说仍属于自然态度的范畴。在从实践态度向理论态度转变之前，或者说，在自然态度与实践态度之间，存在着一种作为居间者的特殊的态度：宗教—神秘的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把整个世界当作课题，认为人，动物，高于人以及低于人或动物的东西，都受制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并且相互关联，但另一方面却具有十分人性的目标，让人尽可能幸福地生活，保护人类免于疾病、灾难和困苦的侵害。从根本上说，它是自然态度与理论态度在有限性中的一种综合，是一种“实用意义上的普遍态度”[2]329-330。 如果说从自然态度向宗教—神秘态度的过渡是一种有限的跨越的话，那么，从实践态度向理论态度的转变是一次真正的飞跃。实现这次飞跃的地方就在欧洲，在希腊。在公元前七一六世纪的希腊，曾经生活着一批“怪人”，他们偏离了实用的兴趣，发展出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以及职业工作之余的另外一种兴趣，一种纯粹理论的兴趣。这种兴趣把人变成了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它让人仅仅关心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及其真理，让理念真理成为绝对价值，它还导致人们对准则、法律、美、个人价值、目的等等的态度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并最终促成一种特殊人格的形成。一言以蔽之，这种兴趣带来了全新的关于世界的认识方法和目的，这就是哲学，从事这种兴趣的那些人变成了哲学家。这种哲学在欧洲逐渐传播开来，尽管欧洲自己的传统也对哲学进行了抵制甚至迫害，但理念比一切世俗权力都要强大，哲学最终超越欧洲各个民族的界限，成为全体欧洲人的“执政官”。现在我们可以在胡塞尔的意义上指出“理念欧洲”的范围了：凡是哲学精神照耀的地方都是理念欧洲的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