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9-0065-06 这篇文章旨在对建设性交锋—交融(constructive engagement)这种比较哲学方法论策略在元哲学和元方法论层次上作一番表征。①我将通过对现代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反思实践或运动所具有的十个不同特征的强调和解释，来完成本文的目标。这十个特征要么是直接反映了比较哲学中这种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方法论策略（特征一、二、四、八、九、十），要么是贯彻这种策略的效果（特征五、六、七），要么是与这个策略内在相关（特征三、六）。由此，人们就既能够看到比较哲学中的这种一般方法论策略的理论维度，又能看到它在哲学中的实践运用和反思效果。② 现代中国哲学③和中西比较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事业或运动的认同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察。作为比较哲学中的一种集体性取向，它在一种全球语境中并通过来自全球不同哲学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来进行哲学探索。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中的集体事业，它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或任何其他的哲学传统）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以及在中国哲学内部不同思想运动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它们分有同样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方法论策略或哲学探索的取向：亦即去探索那些来自各种哲学传统或者来自（同一传统或不同传统间）做哲学的不同风格／取向的不同思想方式、方法论途径、眼光、洞察、基本观点或概念性／解释性资源，如何能够通过反思性批判和自身批判而相互学习、携手为共同的哲学事业和／或一系列哲学上的共同问题和关切作出贡献。④ “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这个标签既可以在一种弱的意义上理解，也可以在一种强的意义上理解。在弱的意义上，这一说法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正如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前述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策略引导下所显示的那样）的一种或多或少是集体性的趋向，无论这种趋向所涉及的元哲学的和方法论的问题是否得到自觉的和系统的考察，无论它是否具有明确和系统的议程，也无论它是否已经被某个以明确清楚表述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目的为宗旨的学术组织明确加以倡导。不过，在强的意义上，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种尤其是自21世纪最初几年以来才浮现出来的运动。这一运动具有其明确的研究议程，具有某些相互联系的、作为一个集体推动力的学术组织或机构，具有各种为了建设性交锋—交融的目的而相互协作的系统努力，以及下面将要指出的某些其他的鲜明特征。这样一些系统的努力已经形成了某些主要的集体研究规划，并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结果。在前述强的意义上⑤的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的本质和方法论特征，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一般说来，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超出了已往某些个别的努力（其中每一个别的努力典型地反映出比较研究中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视角），并且这一运动在整体上都已经处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或方法论的引导原则的引导之下，后者涉及如何看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各种合适的但似乎又是竞争性的方法论视角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它使那些分别把握住研究对象之不同方面、层次或维度的合适的视角相互补充，而不是不加区别地认同某个有限的视角或使这个视角成为唯一合格的视角而没有公正地对待其他合格的视角；⑥它强调诸多合格视角本身（并非它们与不适当的引导原则的混合体）在适当的方法论引导原则的引导下所具有的互补兼容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它不限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或在中国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交锋—交融），而是指在一种全球语境⑦中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中任何一种思想运动（甚至任何一种哲学传统中的任何一种思想运动）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在这一方面，它既不是仅仅根据分析的方法论途径来对中国哲学研究进行“改革”(reform)，也不是仅仅凭借“大陆”哲学的资源来对中国哲学研究进行“重述”(reformulate)。然而，这既不是说任何一种作为该运动之部分的特定计划在其显性当下研究范围上必须面面俱到，也不是说它必须要采取一个全面的视角复合体作为其当下工作视角；关键在于前述那类以更大视野引导着（特定）计划的方法论的引导原则，这更大的视野涉及如何看待当前主题／关切与其他主题／关切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下工作视角与其他合适视角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我不妨就为什么这种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而是包容但超越）下面要提到的若干按照某些方式所理解的“分析的”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多说几句。的确，这里所强调的不仅是要注意避免概念混乱、注重清晰严谨的表达和注重解释论证这样一些分析传统哲学在其工具方法(instrumental method)这一表层层次上所注重的东西（这些在当代或多或少已属于要使自己的研究成为能够经受他人及其本人之反思批评的当代哲学工作者所具有的基本共识或属于基本学术规范）；这里所强调的也不仅是要如何用西方哲学传统所熟悉的语言概念去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并不负有这种使命的同事似乎没有必要关注当代哲学发展及其概念和解释性资源而尽可“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所强调的甚至不仅是要有意识地运用当代哲学的概念和解释性资源去更有效地表征（譬如说）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某一特定哲学思想或阐释发掘其深层内涵。这里所说的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或趋向并不等同于上述三种各自有所区别的所谓“分析的”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的目的，尽管后者都相容于并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前者。这里所说的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方法论策略的要旨是：就一系列双方（主观上或有意识地）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或者是双方（客观上或无意识地、潜意识地）不得不共同涉及的哲学问题，通过反思性批判和自身批判而探索双方如何在方法上和在实质性观点见解和视野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为共同哲学事业（或一系列哲学上的共同问题和关切）携手作出创造性贡献。这种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方法在下述几方面包容但超越按上述若干方式所理解的“分析的”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方法。(1)这种交锋—交融型的比较哲学研究所论及的不仅是工具性方法上的，而更主要的是在方法论视角（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或perspective method）上和实质观点见解和视野上的交锋—交融。(2)这种交锋—交融型的建设性对话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不是单向地仅仅用分析传统哲学在方法和实质性观点上的强项来促进（广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而是双向地在各自强项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为共同哲学事业而携手并进（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地在一切具体问题上均追求那种“你有半斤我必有八两”式的所谓“平等话语权”；所谓“双向”是就整体而言）。(3)如上所述，这种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方法作为一个整体力图公正地对待一切合格的方法论视角（其中当然包括非分析的方法论视角），强调它们本身（并非它们与不适当的引导原则的混合体）在适当的方法论引导原则的引导下所（可能）具有的互补兼容关系。(4)（这一点实质上涉及下面要谈到的第十个特征）这种交锋—交融型的比较哲学研究本质上的方法论内涵不限于分析传统和中国哲学传统之间、乃至任何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而实质上是一种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哲学传统之间或同一传统内部不同方法和观点之间关系的一般性哲学方法；就此而论，它是包容、但又超越狭义上理解之分析的一般性哲学方法，它是一种不限于狭义上理解的比较哲学而旨在走向世界哲学的比较哲学方法。在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中最近开展的两项集体性研究项目（即“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和“塞尔哲学与中国哲学”）都较充分地体现了上述(1)和(2)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