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的主体 自欧洲启蒙运动至今，历史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而自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启蒙的概念，至今已近两千年。① 启蒙及其概念在西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今天，人们关于启蒙理解的多样化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日益趋同，与历史归结于某种一致性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就引出了有关启蒙的一个关键，即出路问题，而出路在德语里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终结。 中国传统启蒙概念所包含的去除蒙蔽而发扬理智这层意思，在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虽然得到了深化，但依然维持其本义。尽管这一层意思与现代从西方引入的启蒙概念在基本意义上相近，但是，在现代，它还是受到西方启蒙概念的严重冲击，乃至被颠覆。 启蒙一词在汉语里面是由两个词构成的。启是动词，本义是开、打开，引申为启发、启导；蒙是名词，指一种草本植物，即菟丝子，引申为蒙翳、蒙昧；在启蒙这个复合词中，它又进一步引申为蒙童。由此可见，在汉语里面，启蒙一词的本义就是去除遮蔽物，而显露出被遮蔽的东西。因此，启蒙概念在词源上是由借喻或隐喻而来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除却蒙昧而使理智开显出来。 不过，启蒙概念在其构成之时就被赋予了大体确切的内容，这就是与语文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伦理道德和人文知识教育，后者主要包括历史、政治、天文与地理等内容。这些知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是彼此贯通、支持和印证的。 时至现代，启蒙概念在中国思想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与世界其他思想、尤其与西方思想的交流之中，启蒙概念变得多元起来，从而不再具有确定的所指。曾经有一种来自西方的伟大启蒙，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体验了那种乌托邦所能带来的一切苦难。于是，启蒙概念又仿佛回到了隐喻的状态。启蒙的必要预示着蒙昧的存在，而概念的多元却表明所谓蒙昧原来也是不清楚的。 当康德指出启蒙的原则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时，启蒙概念看起来就获得了其最为确定的所指。然而，我不必指出，西方启蒙精神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在启蒙时代才突兀而起的，而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作为启蒙的和理性的观念和原则就曾经以其朴素的或不完整的形式出现在以前的西方思想里，而处于演变和生长的过程之中。启蒙运动无非就是理性以其普遍性对所有这些因素的系统的整合。因为单单如下一个事件，即福柯在二百年之后重新来回答康德“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时强调关于启蒙乃为出路的解释，并认为人类到那个时候尚未寻找到出路，就说明启蒙概念在西方也重新展现为隐喻的状况。 所以，在今天如果有人追问，现在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就等于牵扯出一系列难题。启蒙既然又回到了隐喻状态，人类对理性的自信又陷于多元化的丛林之中。倘若出于责任，一定要对这个问题有所回答，那么，或许只能这样说，“我们经历了启蒙运动，以及它带来的所有后果。但是，没有什么出路是清楚地显示着的。” 事实上，启蒙这个术语在西方的主要语言里一直就是隐喻。当启蒙通过理性的规定而被确定为某种一般的东西，从而摆脱了隐喻，在那里启蒙就走向了终结。福柯认为启蒙必须转化为批判，而“这意谓这种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应当避开一切所谓的总体的和彻底的方案。企图逃避当下的体系以制定出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世界观的总纲领，这只能导致最危险的传统卷土重来”。② 启蒙转化为批判倘若是可能的，那么关键就在于人们认识到自我批判的中心地位，它的意义和它的深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启蒙的主体。这是启蒙问题的真正起点。无论在中国的启蒙概念中还是在西方的启蒙概念中，这个问题向来是不甚清楚的。所谓启蒙主体，不是指接受启蒙的主体，而是指驱动和荷负启蒙这个行动本身的自为者。 康德的哲学包含一种解答——不过这原本不是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理性就是人，人就是理性。中国宋朝心学哲学家陆九渊③说，“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④这里的心与理是指人的理智与知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原来也是中国启蒙的一个信念。但是，心学的枢机乃是王阳明所说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 古典启蒙的核心根据与因素乃是理性的普遍性，启蒙是因理性的普遍性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的。如果理性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就承认了如下一个可能性，即启蒙成为独立的精神或理性的一种自主活动，而现实的人却成了理性的工具。这样，一种新的理论困境就因应而生：人运用理性的活动在逻辑上颠倒为人被理性所运用的活动。启蒙主体因此就成了虽然与人有关却在人之外的一种东西。 这种状况还会走向进一步的深化。一旦理性是被说成为在支配人的，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理性代理人走上启蒙的前台。事实上，这些人总是在走向前台。他或他们必然会要求行使所谓的理性的权力。这样，启蒙就进一步蜕变成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教化。启蒙的主体事实上又回到了人身上，但人却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分化。 这个转变就是启蒙主体的转变，启蒙的性质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蜕变。人的启蒙演变为一种新形式的对人的精神、观念和行动的操纵。且不论这里的理性是否无非就是那些代理者的特殊的精神，还是理性本身，启蒙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就成了部分人或者少数人的特权。在这个情况下，启蒙不仅将自身，同时也必定将理性矫拂为特殊性的东西。 于是，我们看到，那种以普遍理性行事的启蒙在主体问题上就陷入了一个自我消解的困境。理性一旦成为特殊的东西，那么启蒙还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