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8)04-0379-07 如何开始思想？在思想之初为何存在“成见”和“祖传意识”？如何摆脱此在的“在之中”的本质性规定而实现“在之外”的观望、审视与反思？如果说，解构是对价值重估的一次延伸，那么解构之后又是什么？是仅仅停留于思想的不连续性、播撒、延异、游离或嬉戏的“被抛”状态，还是应该在在者与他者之间迂回操纵继而构建一个新的思想融贯模式和意义的关联域？这是当代法国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于连的理论起点。这位毕业于巴黎高师的高才生曾担任法国国际哲学院院长，并且有着深厚的古希腊哲学素养，但他的思想却是从对西方文明的追问和叛逆开始的。他认为“每一种哲学除了对自己的前者说‘不’之外，没有其他出路”[1]10。但是，他的这种叛逆性尝试在欧洲学界却遇到不断争议。既有汉学家毕来德、谢和耐的反对，又有些法国学者写出《中国与欧洲思想的相互影响》的论文集表示致意。但中国对于法国哲学的了解，大多止于布尔迪厄或鲍德里亚，最多写到莱维纳斯，于连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深入探索。本文试图阐明：于连为什么要迂回到“异域”中国？这种对于无关性思想的迂回凭什么进入思想的未被思想之物，它内在逻辑根基何在？他者的无关性如何实现中西的对话与融贯？ 一、“异域”的找寻——但又为什么是中国 西方知识谱系的构成基础在20世纪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批判和颠覆，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还是海德格尔的“言语破碎处无物存在”、德里达的解构、福柯的不连续史观，都旨在拆卸先验论前提下的二元对立认知规范，瓦解逻格斯光晕(aura)下的诸如中心与边缘、本质与现象、深度与表象、理性与感性等“结构”模式。思想与知识作为话语并不固定地在某个框架下以某种固定的规则显身或出场，而是“一切都变成了一个系统，其中的中心所指，那本源的或超验的所指，是永远不会绝对地出现于一个由差异构成的系统之外的”[2]。超验的理性、上帝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这个差异性系统中不断游离、扩散、流变和延异，其内在分类框架和边际约束发生了本质性的“位移”和“滑动”。所谓的“深度所指”完全变成了符号表象体系的自我嬉戏。在拉康看来，意义其实就是一串“能指链”的游弋。 于是，思想陷入了某种不可知的深渊或“白色的神话”，传统的思维疆域分裂成了破碎的片段化的知识质态。不可否认，现象学、诠释学、解构主义从一个最深刻的根源上重新思考了知识的边界与话语权利、意识形态、文化地位之间所存在的关系问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对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无论从存在者层次上加以描写也好，还是从存在论加以阐释也好，这样的做法中随便哪一种都不着‘世界’现象的边际。这两种欲达到‘客观存在’的入手方式都已经‘预先设定’‘世界’了，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3]75既然任何从存在论视野下得到的所谓的“客观存在”都打上了先验论的痕迹，那么在这样的解构之后，思想从何种程度上才能确立其认知的可能性？符号之间难道除了无休止地嬉戏、游弋、播散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解决意义的融贯和缝合问题？ 在于连看来，他的思想要在德里达、福柯、巴特之上更进一步或继续他们的工程，那就只有去找寻那个在“成见”和“祖传意识”之外的意义世界。因为边界的崩溃只能意味着对存在的基础性否定，但是这些基础性否定导致思想走向了不可知论和不确定性的牢笼。所以，于连的任务，就是沿着破碎之后的思想“痕迹”，从边界出发，从外部入手，去找寻那个思想的“异域”所在。这个异域所能提供的，并非仅仅是“新奇”，而是一种策略、一种思维范式、一种智慧的运作模式。如果说边界的合法性在解构主义那里受到了深度质疑，那么，于连所找寻的“异域”就是在进行哲学的重构，这个重构显然不能进行内在突围：“如果迎面而上，我们立即会遇到来自内部的抵御，让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距离，既能采取主动，又能改换角度——既让背景有些反差，好让思想在背景的衬托之下突显出来，又要在这背景里接近思想：我们必须通过某种迂回，以间接的方式接触思想。”[4]换言之，“如果脱离我们西方世界的历史，同时与哲学史决裂，如果我们不再立足于我们的精神赖以支撑的理论或概念的承脉之中，那思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1]7 于是，对思想的“异域”的迂回成了于连解决“解构之后？”这个疑问的基本策略，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异域在何处？于连认为，这个异域必须符合如下条件：一是“脱离印—欧语言”；二是“脱离历史、影响和传播的关系”；三是一种与西方思想同样古老的独立的文明体系。这就排除了梵文世界、阿拉伯世界、希伯来世界以及日本、韩国，“所以，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1]5。因为中国这个“别处的形象”正如帕斯卡尔所说具有“这个不可归类的理论丰富性”。但是，于连所追寻的对传统的“断裂”，最初却受到冷遇，后来是接连的争议。瑞士日内瓦大学的中文教授毕来德曾写了一本《反弗朗索瓦·于连》，这本书在法国极为畅销，毕来德是《庄子》的权威法译和评注者，曾为明朝的思想家李贽作传，精通中国书法，写过《中国书法艺术》。在毕来德看来，于连不是改造西方哲学，而是在异化中国思想，或者说，是为了给西方哲学注入新的活力而硬从东方寻找出路。如他所说：“我们应更多地谈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东西。”后来，于连在他的新书《未来之路——了解中国，重建哲学》中开始了他的反击，但他同时又遭到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全盘否定：“这些阐述不顾时间和脱离一切背景，他们同时便失去了任何合理性”[5]4。 种种迹象显示：于连找寻“异域”事实上是一种思想冒险和文明叛逆。他的研究工作与解构主义存在密切关系，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实践。福柯和德里达乃至海德格尔只是意识到了中国文明所存在的意义价值远远超出了西方传统认知谱系的想象框架，而于连真正意义上走进中国这个“异域”，其内在难度在于并非知道某种事实，而是要涉入它。因此，于连进一步分析了迂回到这个“异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