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中国哲学家在对待中西哲学的关系上，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为哲学就是哲学，无分中西。比较典型的代表是金岳霖。他在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的态度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280页）他明确主张采取后一种态度，而认为前一种态度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现在的中国人免不了时代与西学的影响，就是善于考古的人，把古人的思想重写出来，自以为是述而不作，其结果恐怕仍不免是一种翻译。”（同上，第281页）虽然金岳霖在此说的是“普遍哲学”，而非“西方哲学”，但从“时代与西学的影响”这句话来看，他心目中的“哲学”的定义大致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内容规定为准。不过他的着眼点并不在哲学的“西方”特征，而在于西方哲学的“哲学”特征，即“哲学”概念虽由西方人首先提出，但并不一定专属西方，而是可以像物理学一样成为一门普遍的学问。中国哲学是在中国发现的哲学，而不是中国特有的哲学。 持另一种态度的人往往是对传统文化浸染较深的人。由于他们主要以传统哲学为研究和论述对象，因而对传统哲学的特点有深切的认识，比较强调中西哲学的不同。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熊十力。熊十力对西洋哲学的优点相当肯定，总是鼓励其弟子去学习西洋哲学。但他并不妄自菲薄，认为中国哲学只是“普遍哲学”的一个中国例证而已。相反，他始终坚持哲学有其国民性，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特点：“若乃探穷中土哲学思想而亦袭取西洋皮毛，以相牵合，则彼己两方根本精神俱失，而其害不可胜言者。”（熊十力，2008年a，第270页）“西洋哲学从其科学思想出发，与东方根本精神究不相同，纵理论有相通处，而底源要自别。”（同上，第197页） 但这决不是说，中西哲学不能互通。正因为中西哲学彼此不同，它们才能互补互通。就像西洋哲学的特点可以弥补中国哲学的不足一样，中国哲学的特点也可以弥补西洋哲学的不足。“中西学术，离之两伤，通之两美。”（同上，2008年b，第145页）但他又指出： “通字与合字异。不辨异而言合，是混乱也。知其异而求通，自有会合处也。”（同上）这是非常正确的思想。中国哲学如果与西洋哲学尽同，就没有独立研究的必要。惟其不同，才有会通的必要。但会通不是附合，而是在辨异的基础上自然会通。不辨中西哲学之异，一味言合，结果会两者俱失。 可是，在哲学实践上，熊十力却往往不能贯彻他的这个对于中西哲学关系的正确思想。他喜欢不加分辨地使用一些西方哲学的概念，如本体论、宇宙论、本质、现象，等等。吕澂曾对熊十力使用本体论、宇宙论等西方哲学的术语表示质疑：“如玄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等云云，不过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逾此范围，宁即无学可以自存，而必推孔、佛之言入其陷阱？”（《辩佛学根本问题——吕澂、熊十力往复函稿》，第170页）①熊十力答辩时，忘了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底源要自别”，而认为言在应机，不可自立一种名言，为世人不可共喻。既然世人名万象森罗为宇宙，就可谈宇宙论。世人推原宇宙而谈本体，就可以谈本体论。况且，不仅儒、佛都有宇宙论的见地，“古今中外，凡穷探真理的哲人，总有其关于宇宙论方面的见地”。本体论同样如此：“从来哲学家谈本体者，其自明所见，尽各不相同，然而都以穷究宇宙本体为学。……则本体论一词，如何用不得？”总之，“本体论、宇宙论，此等名词不可道他要不得。虽若有疆界之可言，而实不是分疆划界，各不相通。其似有疆界者，依义理分际而不可乱也。其非各不相通者，义理不是死东西也。”（同上，第185页） 很显然，熊十力根据他的理解，认为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人类思想的普遍问题，因而本体论、宇宙论的术语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没有看到这些术语的确是“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也因为如此，熊十力晚年用西方名词术语反向格义中国传统思想的做法一发不可收拾，不免为人所病。（有关反向格义的问题，参见张汝伦；刘笑敢）梁漱溟晚年就批评熊十力“不求甚解地滥用名词” （梁漱溟，第735页）；不分时间地点，将西方近代才产生的东西来解释古代中国的现象。他尖锐指出，这不仅是治学作风的问题，更是其“思想路数”的问题。（同上，第737页） 二 熊十力的这种“思想路数”，就是认为语言和思想都是普遍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使用的语言概念容或各不相同，但思考和谈论的对象却可以是同一个，尽管人们对此同一对象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有高低深浅之分。只要谈论的是同一个对象，就可以通过翻译将别人的概念作为普遍的概念来使用。上述熊十力回答吕澂的责难根据的就是这个思路。 这种思路有两个基本预设：(1)语言是纯粹外在的符号工具，可以随意使用；(2)语言与其所指称的对象的关系是直接或直指的对应关系。第一个预设必然导致第二个预设。一般人和早期的分析哲学家都持这种语言观，以及词与物一一对应的指称观。这种语言观和指称观的哲学基础其实是笛卡尔心物对立二分的世界观。指称联结精神存在与物质世界。无论是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还是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都是建立在把世界分为语词世界和对象实在世界的基础上。然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哲学家如奥斯丁的工作却告诉我们，语词的意义不是由对象，而是由它们在不同的语境或“语言游戏”中的不同使用决定的，因此，语言的使用和指称都是不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