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中，海德格尔把对存在论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析作为其清理存在问题的两项任务之一和全书的第二部分。尽管此书最终未能完成预定计划而止于对此在的时间性阐释，但是1927年的马堡讲座《现象学的基本问题》①对西方哲学史上四个最为重要的存在论题予以了现象学的解析，可谓《存在与时间》的一个延续或补充，并且实际上完成了《存在与时间》所设定的任务，即“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析为一些源始经验”②。在强调解析存在论历史的工作的重要性时，海德格尔表露了一个信念：希腊存在论及其历史通过形形色色的分流与变种直到今天还规定着哲学的概念方式；这种基于“世界”来领会此在和一般存在(Being)的存在论传统把存在论降低为不言自明之事、降低为仅仅有待重新制作一番的材料；这种无根的希腊存在论在中世纪变成了固定教材，在教条式地承受希腊对存在的基本看法的限度内，也留下了经院哲学的印记，通过苏阿雷兹的形而上学论辩，过渡到近代的“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最终还规定着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基调和目标；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尽管也曾有特殊的存在领域凸显从而出现不同的存在论题，但因为存在问题在根本上的被遗忘，而不曾就它们的存在之为存在及其存在结构被追问过；现在必须把这僵硬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必须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破，返归存在论的基本规定或基本概念最初借以获得之希腊此在的源始经验。③ 这里所谓的前承希腊、后接近代的“经院哲学的印记”无非是指中世纪有关“本质”(essentia)和“实存”(existentia)及其相互关系的著名讨论。这两个概念在存在论历史上举足轻重，其所代表的区分甚至被视为“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的开端”，不仅“包含着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教本”，而且“指示着存在历史中的一个大事件”。④传统形而上学基于这个区分而将存在(Being)勾述为“什么—存在”(what-being)与“如此—存在”(that-being)这样两个彼此勾连的环节，并视之为自明的、适用于一切存在者(beings)。《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对基于这两个概念的中世纪存在论题的解析则试图表明，对存在的勾连环节的这样一种解释方式是错误的，不仅是因为它们源于一个特定的、但未曾被揭示的生存活动的意向性结构和存在领会，而且必定还有不同的方式来区分“存在”的所谓“本质”的方面和所谓的“实存”的方面。例如，在海德格尔看来，就作为此在(Dasein)的人而言，就没有任何通常或传统意义上的“什么”或“本质”，也不在传统存在论的“现成性”(extantness)意义上“实存”。存在者之存在的模式不一而足，“石头”具有的存在模式对于此在是无效的，因为此在的存在模式是“生存”(Existenz)。而既然对存在的环节勾述与存在的不同模式相关，那么中世纪以本质和实存为核心的存在论题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唯有予以解构，其他的存在模式方能呈现。 为此，海德格尔展示了一种“还原”、“建构”与“解构”层层递进而又共属一体的现象学解释方法：(1)所谓“现象学的还原”，一般而言是要把探究的目光从质朴地、确定地被把握的存在者(beings)，引回到存在(Being)、引回到对存在者之存在(Being of beings)的理解，具体而言则是还原中世纪存在论题及其传统讨论的内容，预览本质与实存及其差异的传统探究语境和理解视阈；(2)所谓“现象学的建构”，一般而言是根据存在者之存在及其结构筹划这个预先确定的存在者，具体而言则是从客观的历史的观点来追问本质与实存这两个概念的起源，从而返回到作为领会本质与实存的隐秘视阈之此在对存在者的制作行为；(3)所谓“现象学的解构”，一般而言既是对传统的概念的批判性拆解，又是对存在及其结构的概念性阐释或对存在的还原性建构；具体而言则是证明传统对于中世纪存在论题的处理方式之基础的不充分性，从而表明限制与修正这一论题之必要性。⑤ 一 “差异”是哲学进展的标志。本质与实存的“差异”是西方中世纪哲学的标志，也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者(beings)与存在(Being)的“存在论差异”产生之前，在存在论上被讨论得最为普遍的“差异”。这一“差异”所表明的不是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差异，而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机制或两个最基本的构成环节，亦即所谓“实存”意义上的存在(being of existence)和“本质”意义上的存在(being of essence)的“差异”：前者表示某个实存的、现实的或现成的存在者“存在／是”(is)的方式，后者则指明这个存在者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是”(is)都还须是个“什么”或作为“什么”而存在，所以汉语“存在者”的西文对应词既可以是“a being/existent”，也可以是“a what is/essent⑥”——“什么性”(what-character)或Sachheit/thingness／物性／实在性作为本质也属于存在者的存在机制(constitution of Being)。 既然“本质／实存”与“存在者／存在”并不对应，那么海德格尔之前关于前一差异的讨论不可能以后一差异为背景。不难想象，中世纪关于本质与实存的差异的讨论其实着眼于上帝，首先以这一差异对于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来说意味着什么为前提，这就涉及上帝之为一个无限的存在者的概念与不是上帝的有限存在者之间的区分。本质与实存之间的关系问题必须在无限存在者与有限存在者之间的区分的哲学语境中予以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点在中世纪最先将形而上学系统化的哲学家苏阿雷兹那里达到了充分的自觉。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