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4-0085-06 胡塞尔后期提出的“交互主体性”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他人”问题。的确，胡塞尔本人由此出发思考“交互主体性”的“最初引导”，也正是从“他人”的含义中获得。他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的“第五沉思”中曾明确地说：“他人——其他的自我——这一字面上的意义可以给我们提出一种最初的引导。”①这一“最初的引导”不可小觑，因为正是它规定了胡塞尔所要探讨的不再是作为他人的他人，而是作为他我的他人。但问题是，胡塞尔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人作为他人来讨论，而要把“他人”转换为“他我”并创造出“交互主体性”这种说法？这种转换背后的真正动机究竟何在？另一方面，这种从“他人”到“他我”、从“他—我之间”到“主体之间”的转换究竟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从而，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是否能真正回到作为他人的他人这样一种现象学的“事情本身”？并因此是一门真正的“他人现象学”？抑或相反：它在把“他人”转换为“他我”之际，恰恰漏过了甚至抹杀了他人之为他人？从而堵上了通往“他人”之为“他人”的现象学道路？ 总之，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意义究竟何在？它的界限又何在？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一个共同的客观世界如何可能：胡塞尔思考交互主体性问题的引导性线索 首先要讨论的是：胡塞尔为何会在其后期转向他人“或”交互主体性问题？此转向对于超越论现象学来说究竟有何意义？它仅仅是现象学的一种实践的运用？还是说，它乃是超越论现象学要想成立就必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表面上看，“他人”只是现象学所要讨论的一个对象或问题。现象学在朝向它之前已经建立起来了。但问题是，既然现象学以“朝向事情本身”为目的，以明见性为其原则，那么它所揭示出来的“事情本身”或“真理”，也就必须能为所有其他人“见”到并承认，只要其他人也能现象学地看。或者说，我所见到的世界、真理，与任何他人所见到的世界、真理，必须是同一个客观的世界、真理。这是明见性的必然要求和后果。反之，如果我要想（向他人）证明我作为一个现象学家所看到的东西的确就是“事情本身”，那么也就只能诉诸他人对同一个“事情本身”、同一个客观世界的“共同见证”。所以这种我与他人就同一个客观世界的“共同见证”，表面上是明见性的后果，但在实际的现象学操作中，却必然颠倒为对明见性进行证明的“先决条件”。当然，我们可以说：我无需他人的共同见证，我自己就明见无疑地知道那就是真理。但这样一来，你就必须要容忍别人对你的“唯我论”指责。但这种指责，对于自认是“严格科学”甚至是第一哲学、并要为一切其他科学进行奠基的现象学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于是正如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所说，现象学“必须要在对构造的分析中证明，一个对所有人来说共同的、在狭义上的‘客观’世界是如何可能的”，否则，“这门不仅是由我独自一人‘唯我论’地来从事的、而且还应当与许多人一起共同来从事的先验现象学就始终还悬在空中”。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胡塞尔对他人问题的引入、对“唯我论”的驳斥，一上来就与“解决客观世界的超越论问题”联系在一起。③ 然而究竟如何才能证明：一个对一切人都保持为同一的客观世界是可能的？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思路是：如果能够明见地表明：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交互主体共同地构造起来，那么我同时也就证明了这个世界对一切主体都必然是同一个客观世界。这是一条类似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道路。换言之，如果我能表明，构造世界的超越论经验原本就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超越论存在领域”，④从而它所构造的世界原本就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那么我也就能超越论地保证，这个世界必然是一个对所有主体都普遍有效的自身同一的客观世界。 于是胡塞尔首先要证明的就是：我所经验到的世界，即使在我超越性地还原了的纯粹意识生活领域之内，按照经验的意义，也已经“不是我个人综合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⑤换言之，作为“同一个世界”的“客观世界”，乃是“一种交互主体的和在观念上始终和谐地得以实现并得以持续下去的经验”的观念相关物，“一种交互主体地共同体化的经验”的观念相关物。⑥这样一来，交互主体亦即他人的可能性，对于胡塞尔来说，就成了一个共同的客观世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客观世界之构造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关于“他人”的步骤。⑦如果不能证明他人的可能性，超越论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伟大抱负，必将成为镜花水月。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超越论现象学首先必须是“交互主体性现象学”(intersubjective phenomenology)，而不只是“关于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intersubjectivity)。交互主体性是超越论现象学的本质规定，而非它的研究对象。这正是为什么丹·扎哈维会说，“如果胡塞尔向超越论交互主体性的转向流产了，这同时就意味着超越论现象学本身作为一种奠基性的哲学的失败。”⑧ 所以现在对于胡塞尔来说问题的关键乃在于：交互主体性究竟如何可能？如果交互主体性就意味着“我”和“他我”之间的交互性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也就是：“他我”如何可能？进而，如果“他我”真的就是日常话语中所说的“他人”之所意指者（如胡塞尔所毫不犹豫地承认的），那么这个问题最终就变成了：“他人”究竟如何可能？用现象学的方式说，亦即：我对“他人”的经验究竟如何可能？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