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我们这个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何妨任讽刺、挖苦成为真理的代言。 ——罗兰·巴特[1]3 巴特《神话学》初版序言的这个结语预示了一种批判策略，鲍德里亚后来为之提供了一个难以模仿的范例——以象征暴力为旨趣的“知识恐怖主义”。这种“知识恐怖主义”既以向死而生姿态激发着人们从文化根源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釜底抽薪式批判，又以犬儒主义姿态回避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物质暴力从而使批判面临丧失意义的危机，加之其他的内在理论张力，这种策略本身也引发多种争论。在我们看来，作为整个资本主义批判史上的又一次激进转向，鲍德里亚是“68”传统的一种延续，他的策略产生过程独特地表现为各种新旧批判资源之解释力和批判力的再检验过程，“知识恐怖主义”的产生最终见证了传统批判的失败和今天批判理论所面临的基本难题。 一、理论家，或为什么是革命的知识恐怖主义者？ 即使在后现代知识氛围中，鲍德里亚给人的印象也是极为震惊的，他集中了拉康的隐喻性写作、麦克卢汉的寓言式写作、德里达的自我擦除式写作以及巴特以消灭符号为旨趣的絮语式写作等多方之长。其离散的身份、碎片化话语打破了理论写作的通常逻辑形象；对理性论证的摒弃，各种修辞的大量堆砌，各种异质性话语不加协调地并置等，也给人们的阅读带来巨大的挑战。一句话，他不仅超出了批判理论家的传统形象，而且超出了批判理论的传统界限。这使得，集中面对他的文本时，我们往往只能médusée。① 甚至，正是这些东西逆反性地使得他的话语具有巴特所言的可写性与吸引力。 当他以“知识恐怖主义”、“荒诞玄学”、“病毒”、“诱惑”等等各种术语来描述自己的论述，只是通过反讽、比喻、寓言等形式喋喋不休而不期待着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他的惊世骇俗难道仅仅是为了某种médusée效果，就如今天中国市场上每日都重复着的那种明星效应？ 答案既是又不是。这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他的奇异之处。在不同文本中，鲍德里亚曾经反复论及现代市场的眩晕，甚至将眩晕看作体系(即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例如，他指出，今日世界处在生产力崇拜的眩晕之中②，从交流来看，眩晕正是世界游戏的一个部分。[2]26 既然眩晕是其批判的对象的特征，那么他就不应该把眩晕效果作为一种理论的追求。然而，他确实追求那种眩晕效果。在《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中，他便将涂鸦形式的写作看作是对体系的反抗③，后来则大谈“诱惑”策略和虚无主义，直接赞扬以象征暴力而非真理为目标的知识恐怖主义④。眩晕正是这类策略实践的外在目标和效果。 如何理解以上那些术语描述的策略，它们的操作方式、性质和效果？这正是鲍德里亚给出的难题之一。从这个难题出发，我们不得不深入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不得不提出自己的分析，从而为评判提出合理参照。在此，我们不得不穿越他的身份离散性，那只是其理论的甲胄。用他的术语来说，这种甲胄是借以“消失”(disappearance)策略逆反性地获得的“露面”(appearance)，同时就如这种策略所模仿的体系本身一样，它是一种没有任何外在参照的封闭的表皮(appearance)。用传统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形式。作为现代社会本身的特性，它表明现代社会“在场压倒存在”的性质。⑤ 鲍德里亚自己曾经用“表面的深度” (the superficial depths)、“表面的深渊”(superficial abysses)、“恶之透明”(the transparency of evil)等不同术语来描述这种特征。在更大范围中，对现实的这种描述，并非鲍德里亚独有，拉康—齐泽克谈论“深度与表皮之间的张力”[3]，布迪厄曾以“自指性”(self- referential)来描述“新闻场”[4]，都是在同一层次上按照同一逻辑来进行的。他们都共同地依赖由拉康揭示的“镜像”理论，并且更为有趣的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通过模仿这种逻辑来实施自己的批判。鲍德里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如此做了，而且公开强调，除此而外没有别的选择。在直接的意义上，这是愤世嫉俗的“向死而生”的战略，是一种“致命的战略”。⑥ 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策略缺乏严格的定义，也不可能严格的定义。他曾经说，这是：“缺席的战略，逃避的战略，移影换形的战略。替代的无限可能性、没有参照物的串联的无限可能性。转移视线和设置圈套，这样就取消了迹像、拆散了物之秩序和欲望的秩序……这是东方战争艺术的策略：绝非直接瞄准对手或者他的武器，绝不直接看他，而是看他的两边，看那些他发动攻击的空白点并打击那里，看行动的空白中心、武器的空白中心。这就是庄子提到的庖丁：为了把握空隙——这些空隙把牛的器官联系起来并且是你的下刀之处——，他绝不看牛的身体”[2]68。这种可用中国传统智慧描述成“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这种通过加速体系来反体系的策略，这种用死亡来反死亡的策略，确实超出了传统理论的限度。但是，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却是一种“比体系本身的劝诱要强大许多”的诱惑策略。[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