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 毫无疑问，“纯粹”(rein)一词，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是在多重的意义上。胡塞尔的代表作之一便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他也许在某个时期会反对将他的哲学称作“超越论的”(transzendental)，但始终不会反对将他的现象学称作纯粹哲学，无论是他的早期还是后期。 “纯粹”是相对于“不纯粹”而言，这对概念会让人联想起佛教中的对应概念：“净”和“染”，但这两对概念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当然，从含义上说，“纯粹”在现象学中也与一个净化的过程有关，即从某个东西或某个状态中脱身出来。胡塞尔将此称作“纯化”(Reinigung)或“还原”(Reduktion)。 因此，“纯粹”和“纯化”这两个概念彼此相关，一同标识出现象学的两个核心要点：内容上的(或实事上的)和方法上的。笔者曾在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对这两个概念做过如下的解释： 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所要达到的“纯粹性”，不仅仅是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① 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因此，这种纯粹性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种“纯粹性”是指一种摆脱了经验事实的“纯粹”。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也是指一种独立于外部实在的“纯粹”。胡塞尔认为，达到这个两方面的“纯粹性”之通道方法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的还原”。② 如果将胡塞尔的“纯粹”概念的这两个含义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先验”概念相同义。③ “纯化”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标识达到“纯粹性”的方法或过程。由于“纯粹性”是两方面的“纯粹性”，因而“纯化”也应当在两个方面进行：④ “现象学－心理学的纯化”和“先验现象学的纯化”，它们意味着“在双重的方向上进行对存在设定、对存在之物之意指的‘排斥’和‘判为无效’”；⑤ 这两种还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普遍的悬搁，它们都意味着排斥世界和关于世界的信仰，还原到纯粹意识体验上去；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的彻底化。⑥ 除此之外，在这个术语的使用方面只还需补充一点：“纯粹的”或“纯粹性”不仅标志着胡塞尔对其现象学所做的最基本规定，它们同时也意味着胡塞尔作为哲学家对自己的哲学生活所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形式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纯粹性”。没有这个目的设定，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最终论证”之意图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胡塞尔来说，如果现象学不是在双重意义上的纯粹哲学，那么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就消失了。哲学或者成为对外部世界的探讨，并从自然哲学逐步过渡为实证的(广义上的)物理科学；或者成为对内部心灵的探讨，并从心灵哲学逐步过渡为实证的(广义上的)心理科学。 二、纯粹性与理论的关系 初看起来，“纯粹”概念的这些含义，与在其他领域中对它的使用有所不同。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纯文学或纯艺术往往是指不以迎合大众品位为目的、忽略实际影响效果、独立于流行风格的创作。它们被称作为文学的文学和为艺术的艺术。但细究下去，在哲学与文学艺术对“纯粹”概念的不同用法中，仍可以把握到一个共同点：独立于实用的标准。 在这里，“纯粹”的含义与希腊人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发生了联系。当然，不只是在这里，而是早在康德的术语中，“纯粹的”就已经与“理论的”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纯粹理性”就意味着“在其理论运用中的理性”。⑦ 但摆脱功用目的意义上的“纯粹”与康德所说的摆脱经验和感觉意义上的“纯粹”⑧，毕竟不是一回事。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认识而认识(或为学术而学术)，主要是指前一个意义上的“理论”。它是投向一切存在的目光，是对万物的观察，是静观、沉思。或用康德所喜好的另一个理论之同义词：是思辨。因此，古典时代的“理论”或“思辨”是一种自由的东西，即摆脱了一切功用的束缚，完全以自身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的就是纯粹的。加达默尔曾说，“人类的最高幸福就在于纯理论，”因为“人是一种理论的生物”。⑨ 这是对希腊人的“理论”的最高评价。 我们通常认为，“理论”是闲暇的产物，或以闲暇为前提——如埃及的祭司，或希腊的哲人，他们都是例证。但加达默尔指出了一个事实，需求和欲望是无止境的，对理论的爱好却是先于总是想要更多东西的无限内心要求。因此，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理论生活的神性因素，它并不必然取决于需求和欲望在何种程度上的满足。 当然，这个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近代以来作为科学生存条件的理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曾指明一条欧洲科学的历史发展线索：自伽利略以来得到夸张的对纯粹性、理想化的追求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从而使本来最无用的东西成为最具效用的东西。理论知识成为最为有用的力量，可以被用来征服对象、获得财富。就此角度来看，理论可以最好地指导实践，并以此方式最有力地服务于实践。 因此，近代以来所理解的理论已经不再“纯粹”。它虽然可以是非经验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实在无关联，但它仍然不纯粹，因为它束缚在功利的目的上，从而不再自由。由此也导致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自近代起便逐渐地(更确切地说，先缓慢后急速地)转变成为一种工具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