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8)01-0014-15

      罗蒂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重塑一种新的哲学，用教化哲学取代系统哲学，建构一种后现代哲学的文化。

      一、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是罗蒂心目中的英雄，在康德的事业衰落之后，他成了英美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罗蒂所鼓吹的反表象主义来自塞拉斯(Sellars)、蒯因(Quine)和戴维逊(Davidson)等，这使他成了一位激进的哲学历史化的大家。他认为，如果在必然性和偶然性、计划和内容之间的区别消失了，那么分析是什么，或者说，哲学可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就不再是明确而清晰的了。他强调康德的框架对于现代分析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没有已知的东西和精神所添加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或者偶然性（因为受已知的东西的影响）和必然性（因为完全在精神内和受它控制）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就无法得知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知识的一种理性的结构。他进一步指出，分析哲学没有这些区别就不可能成立。如果没有以一种建构的方式去解决概念，也没有任何概念中的内在关系以一种牛津哲学的方式使语法发现成为可能，那么事实上难以想像一种分析可能是什么。有几个聪明的分析哲学家企图再次解释提供一种分析的是什么东西。正是根据这种相对较早的分析，罗蒂拒绝了作为康德理性主义信徒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追求一种人性的普遍本质作为为人权辩护的根据。

      为了在后康德的文化中发展哲学的选择作用，罗蒂拒绝了作为认识论的哲学，包括作为解释学的哲学，即作为一种教化谈话的哲学。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英美分析哲学和它的大陆哲学对手结合起来，铸造某种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联盟。

      罗蒂认为，杜威比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更适合他的脾胃，他认为自己是杜威的自由主义的卫士。他把自己最近关于民主、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称之为“后现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种观点公开支持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条件的种族中心论(ethnocentrism)，而在最近回答他的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对手时，他已经区别了种族中心论和种族主义之间的不同。罗蒂的观点充分发挥了实用主义的重要观点，而且把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后现代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但是，把后现代主义者的标签用到罗蒂身上有几点不合适。首先，他很少使用后现代这个术语，也疏远了德里达和福柯；其次，他不再重视新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批评；再次，他真正关心的是后现代政治理论。罗蒂现在把他的观点称之为“后尼采传统的法德思想”。他这里指的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思想，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在非表象主义和非逻各斯中心论的描述下事物看起来是如何的。他认为，“后尼采的政治学迷恋于激进的批评，而且传染上了绝望和文化悲观主义。”[1](P122)

      此外，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用维特根斯坦的方法批判了分析哲学，并且解构了作为认识论的西方哲学传统。但是，罗蒂并没有把他的维特根斯坦方法贯彻到底，因为他在主要方面仍然停留在分析哲学之中。因此，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话语的出发点的确是对分析哲学的一个批判，但是，指导他第一阶段批判的是移植到美国的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他的第二个阶段的分析批判的指导思想是蒯因和戴维逊的语言哲学和实用主义，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罗蒂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区别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联系。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位奥地利人，身处反启蒙传统的背景，深受叔本华、斯宾格勒和克劳斯的影响，同时他生活在西方衰落时期，而且断绝了和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关联。相反，罗蒂是新世界的哲学家，试图复活美国大众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传统；他充满了乐观主义和社会希望，沉浸于一种新世界的乌托邦主义之中。

      罗蒂的反表象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和其余的文化是不分轩轾的。他认为他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文化医生，使我们摆脱了统治我们达一个世纪之久的那种图画。他的治疗欲望使我们摆脱了一系列伪问题，这些问题是实在论者的直观所产生的。罗蒂的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反表象主义认为，“实在论者—唯心论者和怀疑主义—反怀疑主义的争论不仅不得要领，而且令人讨厌，如果只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阐明一个有关表象的精确性的独立的实验的话。这种实验的观念包含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概念计划外的观点：目的就是分析和比较表象和非语言实体的关系。”[1](P211)罗蒂指出了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以对抗B.威廉姆斯和T.耐格尔的先验唯心主义的指责。他指出，维特根斯坦并不想回答实在论类型的问题，他的确并没有说我们规定了实在存在的方式，相反地，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迷住他的图画论。就是说，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得不摆脱我们的心灵所要回答的问题不应该被回答，而且实在论和唯心论分享了我们最好抛弃的表象主义的前提。

      罗蒂认为，D.戴维逊的著作是那种让苍蝇飞出扑蝇瓶的著作，可是，他并没有追问戴维逊的反表象主义和因果论是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如果我们严肃地采纳了戴维逊的推荐，而且我们拒绝了纲要和内容的区别，我们就不会担心相对主义。如果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概念纲要之外不存在进行比较的最高的点，那么我们就不会认为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是文化的特权部分。而文化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以摆脱我们文化中所浸透的信仰，而且给我们提供一种独立的观点，我们可以根据这种观点阐明这些信仰和现实的关系。因此，在自然科学或物理学和文化的其余部分之间并没有有趣的认识论差异。形而上学的终结就是文化和哲学世俗化的最后阶段，彻底非先验化和非专业化，成为“文化批评”中的一种形式。在丧失了任何特权地位或者明确的词汇后，哲学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借助于历史的和社会的联系标准来运作。罗蒂的希望是：21世纪的英美哲学将会忘记表象问题，就像大多数法德哲学已经做过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