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8]03-0005-07 一、合法性与公共领域 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legitimacy)①问题，始终是哈贝马斯关注的论题之一。早期对战后德国学生政治态度的研究，是哈贝马斯对合法性问题进行探索的最初一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进一步研究了欧洲政治史上理性地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发展历程，以及政府对其治理的民众所应担当的理性责任等问题，并表达了他对公共讨论在当代社会中因受工具理性侵蚀而发生异变之可能性的担心。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开始依据系统理论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哈贝马斯探索了在社会日益复杂化情势下，权力行使与采取不同形式实现政治统治秩序合法化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而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表现出来的各种危机，其中就包括合法性危机。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虽然合法化危机只是一种与其他三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动机危机）一起影响现代社会的危机，但它本身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合法化危机强化了资本主义持续的不稳定性，而另一方面，合法性危机又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更加公正的社会组织的希望②。而哈贝马斯的近期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则通过修正早期的公共领域概念，探寻克服合法化危机的理性路径。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一个描述性概念，用来指称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允许公民针对公共事务彼此之间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并最终形成公共舆论。公共领域保证了“文化和政治上已经动员起来的大众”由市民变成政治社会中的公民，可以“有效地使用自己的交往和参与权利”③，进入“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④。可见，从早期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晚近的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居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中心地位的问题是，一种政治秩序如何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合法性。显然，哈贝马斯是从理性交往和话语商谈理论角度谈论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对他来说，一种政治秩序是否得到普遍认同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它被普遍认同背后的理由。因此，哈贝马斯的合法性概念必然相关于交往理性与话语伦理。如安德鲁·埃德加所说的那样，哈贝马斯“以更加深刻的方式探讨了行政的思维方式在侵蚀对日常生活来说是根本的交往合理性中所发挥的作用；然后在他的法律研究中，他日益关注对现代社会宪法框架理性证明的可能性”。⑤ “关注对现代社会宪法框架理性证明的可能性”，就是要求把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从表面地观察人民对其统治者公开的同意或不同意，转移到探究隐藏在接受后面的理由。这意味着哈贝马斯在合法性问题上更注重合法性的价值基础，主张只有政治权威能够得到理性证明的支持，它才真正是合法的。那么，怎样说明一种政治权威得到了理性证明的支持？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自己所坚持的基本立场：理性地公开讨论政治问题，检视政府对其治理的民众是否承担了理性责任并得到公共舆论的认同。这意味着，一种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得到理性证明。换句话说，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投入的支持与忠诚。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概念不仅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公共领域诸类型；而且还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可以用作批评的标准对民主政治进行理性分析，确认理性的民主政治的被公众认可的程度。哈贝马斯这样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das oeffentliche Raesonnement)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⑥又说：“在公共领域中，至少在自由的公共领域中，行动者能获得的只是影响，而不能是政治权力。一种或多或少以商谈的形式、在公开争论中产生的公共意见所具有的影响，当然是一种可以起举足轻重作用的经验变量。但只有当这种舆论政治影响通过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建制化程序的过滤，转化成交往权力、并进入合法的立法过程之后，才会从事实上普遍化的公共意见中产生出一种从利益普遍化的角度出发得到了检验、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的信念。”⑦ 二、公共领域的衰落与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依据哈贝马斯的论述，他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是18世纪自由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在那里，资产阶级中具有教养和卓见的阶层自发地在被称为公共领域的公共空间如咖啡店、沙龙等交往和会面之场所自由论政，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制衡政府的作用。但是，这种理想的公共领域本身却有着根本性缺陷，这就是，“尽管它依据一种理想来表达自己，比如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讨论，但在实践上这种理想远未达到。劳动阶级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一些根本的问题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在权力和经济利益方面，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同质的。资产阶级成员之间的任何个体差异主要是经济利益，并在市场中表现出来。存在于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巨大经济利益冲突并不在讨论之中。实际上，这种利益冲突甚至在政治上不被承认。”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