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7)12-0059-07 法国哲学向来以批判见长。从近现代法国哲学开启的“启蒙运动”到现当代法国哲学掀起的“新启蒙运动”，法国哲学始终坚守它骨子里的“批判性的透视”。如果说过去的“启蒙运动”是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去挑战上帝权威的话，那么当下的“新启蒙运动”则是用多元论和解构主义去颠覆人的理性主体形象。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当代法国哲学逐渐被推到了世界思想舞台的中心。正如当代德国哲学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所承认的，“如果我们考虑对社会理论的时代症候的描述，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巴黎产生的具有原创性和生产性的理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1](P1)作为当今各种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当代法国哲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耀眼的哲学家名单：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布厄迪尔、拉康、福柯、德里达、列维纳斯、德勒兹、利奥塔德、鲍德里亚、格鲁克斯曼、克里斯蒂娃……正是他们使哲学批判与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熔为一炉，塑造出了“法国批评”①这样一个风行西方的思想品牌，由此而造成了一种“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声势。 当代法国哲学显然受到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以及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根本性影响，而且还被浸泡在弗洛伊德主义、尼采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酒精池中，使其思想活动不仅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而且还坚守着怀疑主义的理论基调，由此而聚合了一个锋芒毕露的哲学家群体。他们自始至终都关注着“现代性问题”，关注着当代世界的和平正义诉求。他们试图从思想背后挖出现实苦难的根由，以至他们的哲学思考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化伦理化倾向。他们不仅是要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还想改变这个世界，因此他们在理论追求上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就“哲学的终结”、“主体的消亡”、“现代性批判”、“身体政治”和“女性主义”等主题，对当代法国哲学中的“新启蒙运动”进行理论上的初步探讨，评析这种“启蒙的再启蒙”的理论得失。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及其精神也同时贯穿于各种当代法国哲学思潮的流变之中，“新启蒙运动”显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本文也将就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法国哲学的重要思想关联进行评析。 一、“哲学的终结”与“主体的消亡” 当代法国哲学宣告“哲学的终结”，是想重新定位哲学，让哲学死而复生。它喜欢用“终结”策略来推进哲学。它的良苦用心是为哲学做一次外科手术，给哲学这个生命体换心换肝换肾换容，让哲学从思想的暴君变成思想的战士。可以说，当代法国哲学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它力图跳出传统“实体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ubstance)的陷阱，站在一个崭新的“关系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elation)的支点上。这种新型哲学不再去构造普遍性的理论，而是将哲学变成单纯的质疑批判活动。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直指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他以为从柏拉图到胡塞尔，西方哲学设定了一个先后的等级秩序，这就是先理念后有模本，先有本质后有现象，先有必然后有偶然，先有肯定后有否定，等等。他的“解构主义”就是要推翻传统思想中固有的等级序列。在他看来，“我们所处理的不是面对面的和平共处，而是一个强暴的等级制。在两个术语中，一个支配着另一个(在价值论上、在逻辑上等等)，或者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威。要消解对立，首先必须在一定时机推翻等级制”。[2](P48)在今天，还要让哲学去追求绝对真理和终极存在，显得有些荒诞不经。因为今天的生活已经走向了一个多元化、差异化、游戏化的时代。以本质主义为核心的“同一性”哲学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变革，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最具有公平意味的“差异性”哲学。 让·利奥塔德把传统哲学体系看作是一种总体化的“宏大叙事”。由这些“宏大叙事”所维护的“总体性暴政”，使得“我们为了追求整体和单一，为了概念和感觉的一致，为了清楚表达和可传达的经验的一致，已经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3](P31)为此，他倡导一种“怎么都行”的“小型叙事”。对他来说，后现代思维标志着认识论的转换，即用生活的“局部决定论”来取代理论的“总体决定论”。为了表明他们与传统哲学决裂的决心，他甚至大声喊出了“向总体性开战”的口号。吉尔·德勒兹径直追问：“哲学存在着某种进步吗？对此问题，应该像罗布—格里耶回答关于小说的问题时那样回答：没有任何理由像柏拉图曾做过的那样去搞哲学，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超越了柏拉图，而是相反，因为柏拉图是不可超越的，重复柏拉图已经完成了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选择其一：或者是哲学史，或者是为已非柏拉图式的问题而做的柏拉图的移植”。换句话说，“它以一种微观分析(福柯称之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加达里称之为欲望的微观政治学)为前提……将事物从中间劈开，将字词从中间劈开。不是寻找永恒，即使是时间的永恒，而是寻找新的形式……”[4](P169、100) 事实上，这些哲学家宣告“哲学的终结”，目的是为了促成“主体的消亡”。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以往哲学大肆鼓吹的理性主体。他们不相信人是一个自主的理性存在，相反地，看到人是被语言文化所左右的。语言潜在的支配作用被激活，并且取代主体而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肯定。按拉康的说法，“语言学可以成为我们的向导，因为这正是它在当代人类学这个先头部队中发挥的作用，我们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对它漠不关心”。[5](P15)人类社会生活只有靠符号系统才能运转起来。人是用符号制造出来的，只能在语言活动中去发现人的本质。尽管语言是人使用的交流工具，但是它却主宰着人的思想和行为。简言之，语言成了造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