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西方哲学界、特别是英美哲学界，心灵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的探讨和研究正呈现出颇富悖论色彩的局面：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将其视为当代“第一哲学”，使之不仅借助于神经生理学、脑科学、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成果的推动而充满活力，而且通过引进以分析哲学为主要代表的语言一概念分析研究传统而使其研究不断得到深化，因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没有从哲学研究所要求的严格批判反思态度出发，对其自身在进行这种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而是通过以笛卡尔为其理论先驱，自觉不自觉地仍然继续沿用西方传统惟理智主义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所以“尽管许多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最杰出的哲学家之外的最优秀的人都曾关注过这一问题，但他们却从未提出过一个关于心灵的确定的、没有争议的观点”①。因此，当代心灵哲学实际上处于众说纷纭的摸索、甚至停滞不前的局面。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心灵哲学的这种研究状况、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成果和启发呢？ 在我看来，虽然由于吸取了上述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取得了远比笛卡尔当时的心灵哲学研究更严格、具体和细致的研究成果，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就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彻底超越笛卡尔的心—身② 二元论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因为不仅从内容角度来看，心—身问题或者心—脑问题迄今为止都一直是心灵哲学尚未得出确切解答的核心问题，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当代心灵哲学之所以一直难以得出恰当的答案，根本原因即在于研究者仍然沿用未经彻底批判反思的、西方哲学传统特有的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 因此，无论就全面彻底地了解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而言、还是就吸取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而论，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特别足其中所隐含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都值得我们加以清醒的认识和彻底的批判反思。本文试图通过简要展示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主要观点，揭示其中隐含的不利于对心灵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强调只有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up Theory）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才是使心灵哲学研究走出当前困境的现实出路，从而为今后探讨和研究心灵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准备必要的学术条件。 心灵如何是实体——从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看其基本倾向和研究模式 众所周知，笛卡尔以其“我思故我在”的唯理论哲学观著称于世，其心—身二元论即是这种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综观迄今为止的中外哲学史家对这种哲学观的论述可见，人们往往只涉及到它的缘起、简要推理过程、具体结论和影响是什么，并没有进一步挖掘笛卡尔在阐述这些观点时具有的根本倾向、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因而颇有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色彩。而且，即使在今天以笛卡尔为先驱的心灵哲学研究中，这种局面和色彩也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实际上，在我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根本倾向、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不仅从根本上阻碍了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研究取得更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也同样阻碍着当今心灵哲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有鉴于此，这里对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简要阐述，目的并不在于更加详细地单纯复述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观点，而在于从元理论批判角度出发，尽可能充分地揭示使笛卡尔得出如此结论的根本倾向、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以便为今后考察心灵哲学的主要方面准备必要的条件。概略说来，我们打算简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笛卡尔的根本倾向是什么？第二，他研究心—身关系运用了什么前提和手段？第三，他的主要观点及其后果是什么？ 首先，在阐述其包括心—身二元论在内的整个哲学观的时候，笛卡尔的根本意向是什么？根据相关史料来看，由于特定生存境遇的影响，他不仅身体羸弱、生性孤僻而敏感，而且身逢西欧封建社会开始崩溃、近代科学逐步兴起、经院哲学走向没落的动荡年代③。我认为，这样的情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他那具有明显的二元分裂对立特征的研究意向——一方面，他在学术研究中竭力追求彻底的确定性和明晰性，把数学看作是哲学研究、乃至一切学术研究的典范，力图创立具有数学的精确性和严密性的思想体系④；但另一方面，他又谨小慎微，“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习俗，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⑤。这样一来，尽管他有可能因为超越前人的研究成就而成为“思想上的巨人”，但在触及包括心灵在内的现实对象的时候，却往往因为忽视了被研究对象的社会现实存在状态和本质特征，实际上变成了“行动上的矮子”——也就是说，笛卡尔的哲学观所具有的二元分裂对立特征，本身即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基本人生感受之中，因而后者实际上成了决定其整个研究生涯和研究结论、特别是决定其几乎完全忽视各种社会成分的做法的关键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