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积极开辟和扩大对美军事交往，曾努力争取享有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简称美援）的分配权。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从呼吁“美国援助”到提出争取“美援” 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了中国抗战需要争取美国等国家援助的主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193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在中共看来，美国援助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① 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② 时至1938年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次重要演说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在充分肯定两次演说给予“抗战的中国人民以道义上的声援”的同时，中共呼吁美国“能够由这种的声援，进一步的给抗战中的中国以更大的物质援助”。指明：美国对华物质援助，可分为间接的和直接的，间接的即停止与日寇的贸易，至少禁止供给日寇以军用品及军需原料。直接的即贷款给中国，供给中国以军火及军用品。③ 显然，中共已经认识到抗战中的中国物资匮乏，不再满足单纯的道义性援助，更侧重物质性援助。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争取美国及西方一切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月底，《新华日报》社论指出，要把从道义上从物质上都对中国尽了很大援助的英、美、法、苏与德、意区分开来；着力在外交中争取得到外国的借款、军用物资、志愿军、技术人员医疗救护、难民赈济，及对中国的道义同情、对日本的制裁与谴责④。一个月后，《新华日报》借用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的话，呼吁：帮助中国即是保卫美国⑤。翌年1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同样借用白劳德的这句话，强调：英、美等国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⑥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所倡导的“美国援助”，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所积极努力争取的“美援”属于截然不同的概念：此时期的“美国援助”，在内容上，并不特指军事援助，特别是尚未开始的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应包括道义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整体性援助，以及间接的对日制裁与谴责。而伴随着抗战的进行，在内容上，中共越来越倾向于更具实际意义的物质援助，如借款和提供军用品；在受众上，并不特指中共，而是指整个中国抗战；在目标上，并不是唯一的，另外还包括了英、法等国家；在操作中，中共还对美国援助还保留着一定态度，认为与苏联等援助还不能同日而语。“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外援）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⑦ 这种保留认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中共对二战还是属于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的定性和对美国先入为主的认识——同样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至1941年初，当中国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间就美对华军援问题正进行着积极的磋商之际，中共更多地还是关注着皖南事变的善后和国共关系问题。2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程为接洽援助中国抗战等事宜赴华。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居里抵渝的消息，还发表社论指出：居里先生来华，全中国人民都在注视……日本南进的实现，必将把第三国在东亚的利益，驱逐净尽。作为一个维护和平和强国，美国应在制裁日寇上有更大的贡献。这首先就是实行对日的全面禁运。次之就是对中国的援助。美国援华，必然是援助一个真正打击共同敌人的朋友。⑧ 在这里，中共一方面通过强调日本的南进方针，来增强美国援华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则试图阐明中共的实际情况，希望美方能够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共。 14日，居里与周恩来会晤。针对居里对中国内政安定与否的关切，周恩来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将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意向告诉给周恩来后，也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⑨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只要不损害共产党的利益，中共就不反对美国援华，但无条件援助蒋介石可能会加强中国内战的因素。⑩ 此次谈话，是中共与美方高官间的首次高层会晤。显然，就在美国援华已是大势所趋之际，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争取美援的问题，而是希望美方通过美援来压制试图制造分裂和摩擦的蒋介石，使之不致挑起内战。对于美援，周恩来不仅没有表示出争取意向，甚至还表现出某种忧虑——美援会不会助长蒋的摩擦政策。联系《新华日报》社论，不难看出，中共非常清楚居里此行对于国民政府及整个中国抗战的意义，顺其大势，中共自然要在公开的舆论中呼吁美国援助，但在真正的面对面交锋时，也不错过利益格局下的外交努力——以美压蒋。即如周恩来分析的美方矛盾心理：“居里来华是想将中国控制在美国手中，为他牵制日本，内战扩大是不赞成的，但如蒋能维持现状，他们也不会反对。”“所以他们想以一种压力（面会周恩来即是典型的姿态，笔者注）加于蒋，但也怕把蒋压走（降日亲德）。”（11） 正因此，在居里、周恩来会谈时，美援问题远不如社论一样处于显要位置，或许这就是政治斗争与政治宣传之间的差异。 居、周会晤及后来居里就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关切向蒋介石的公开表态，是中共外交上的成功，促成了毛泽东等人对美认识的一定变化。3月4日，毛泽东针对中共在外代表继续表示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时，致电提出：今后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12） 这表明，中共在认识英、美援华抗日问题上开始在策略上发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