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常认为，胡适办《努力》（1922—1923），声音最响亮、影响最大的是由胡适起草并发起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引人注目的是后来反复为人所讥讽的“好政府主义”。如果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努力》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什么“好政府”，而是它一直在为之努力但后来却中途而废（废于国民党北伐）的“联省自治”。这是一个效仿美国联邦制的建国主张，它暗含于“好政府”中却未曾言明，但它在《努力》后来的篇幅中以及“这一周”的系列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发——只是还未引起我们今天的充分注意。 胡适是一个联邦主义者，这应因了国内自1920年掀起的“联省自治”的潮流。当广州政府发生“孙陈冲突”时，胡适既反对国民党根据旧道德攻击陈炯明，也多少遗憾于陈采取炮轰的方式驱逐孙中山（认为打破了南北均衡，有碍于南北和议）。但在政治主张上胡适认同陈而反对孙，并指其为“倒行逆施”。孙陈冲突，要害在于孙要通过北伐统一中国，而陈却主张弥兵息祸，走“联省自治”的道路，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一个模范省。由于孙中山打的是“统一”牌，而“联省”又被简单地视为“分裂”，因此，在一个盛行“大一统”观念的民族国家，持统一主张的肯定占据着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双重优势，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但问题在于，中国自辛亥之后，原本就是统一国家，至少是形式上的。恰恰是护法运动使它分裂，于是才有这一北一南两个政府，也才有这两个政府如何统一的问题。 无疑，南方的孙中山是要武力革命的，而北廷也不甘示弱。这一南一北在军事上较劲，夹在中间的湖南便吃不消了。因为南方政府的护法战争，使湖南首当其冲，受祸连连。而它的北面，又是北洋直系在湖北大兵压境。当此南北两军鏖战之际，倍感压力的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920年率先挂出“联省自治”的旗子，试图以“独立”的姿态，将湖南拉出南北政争之外，且不许双方加兵于湘境。本来是逼出来的“联省自治”，不料在全国群起响应。从1920到1922年，“联省自治”的热潮，便在华夏大地蔓延开来。 “联省自治”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多重意义。它首先就意味着息兵。陈炯明是反北伐的，孙中山北伐失败后，自然要怪罪于陈。在孙后来向国民党所作的报告书中，他指责陈和湖南当局勾结，“一则阻我前进，一则绝我归路”。即使如此，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湖南方面的阻遏，决不是湖南当局几个人的意思。湖南当局，固然也不愿意，曾与陈炯明通声气，但湖南人民不愿意，比当局尤切。因为湖南连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此时北军尚驻扎在岳州，眈眈虎视，北伐军一北进，北军便蜂拥南下，湖南将复为战场；所以在那年三月内，湖南许多公团，曾组织哀吁团，一面派代表赴桂，哀请北伐军勿入湘境；一面电请吴佩孚、肖耀南，撤退驻守岳州的北军。故阻遏北伐军的前进，尚不能归咎于湖南当局接受陈的诱惑……”① 反对战争，反对武力统一，不独湖南，国人无不具此心愿。但，孙中山是个执意要北伐的人，这对北廷当然是威胁。北方军阀可能不在意陈炯明的广东省政府，但无法不在意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很有意思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在一次通电中这样指责南北政府：“南责北以非法，北责南以捣乱，但见其交责，不闻其自反。夫统一必由我成，近于专制，改革必遂我意，近于独裁。虽各以爱国为名，然以己意代民意，以己是代国是之足为和平障碍则一也。”② 这南北各打五十板的通电其实更多是打在南政府的七寸上，尽管这位秀才军阀也是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 有趣的是，身为文人的胡适和也是秀才出身的军阀陈炯明虽然没有打过交道，但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他们却识见相同。反对武力统一，呼唤南北议和，走美国联邦式的道路，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这一共识，如果陈炯明可以实实在在地在广东落实，胡适却只能在《努力》上申张。今天看来，当时中国没有比联省自治和停止武力更重要的事了，因此《努力》在这件事上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它的其他议题（比如“科玄论战”等）都更重要，也更具历史意义。 1922年8月14日，胡适随同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与吴佩孚的首席幕僚孙丹林见面，“我们谈的都是很恳切的忠告。孙的态度很不好。他似乎还在那儿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孙说时颇得意；他又说，‘要是我肯给子玉（即吴佩孚，笔者注）上条陈，只消两师兵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生气。孑民先生说，‘那么吴子玉也不过是一个军阀！’梦麟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说到后来，他的态度稍软下来了，也承认吴佩孚对于联省自治应该逐渐改变态度，不可没有一个退步。”③ 此时孙中山已被陈炯明逐出广州，逐渐得势的吴佩孚却企图在武力上跃跃欲试，因此，胡适在“这一周”中的态度颇为峻急：“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另外，针对另一支正在崛起的政治力量，他们试图用革命的方式完成统一，胡适的态度也很鲜明：“大革命——民主主义的大革命——是一时不会实现的；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④ 让胡适没能料到的是，革命并非画饼，国民党的第一次北伐失败了，但几年后的第二次北伐在蒋介石手上却成功了，它不仅是武力的，也是革命的。国民党及其后来原本就是革命党，革命在它们那里，离开了暴力和武力就什么都不是。随着内战性质的北伐成功，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一、维持了十几年的共和框架彻底颠覆，为一党专制所取代。二、苦苦挣扎的美国联邦式的努力彻底破产，代之的是苏俄式的集权大一统。从此，中国告别了“美国之途”，走上了“苏俄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