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降日问题，学界研究已经颇为丰硕。但是，日本对于汪精卫所报持的态度、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这一政策又是如何演变的？迄今为止的研究还不能说完满。本文就是针对一份日本方面进行“汪精卫工作”的绝密文书而作的研究札记。 一 在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史的学术研究中，①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重要的课题。关于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学界的各类著作中虽然均有所论述，但是迄今，也还只有一本在当年出版的、并非学术专著的小册子《汪精卫与日本》②以及1980年台湾吴学诚的硕士论文《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关于日本与汪精卫的关系，除了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版）略有涉及之外，迄今的代表性论文只有1997年11月于东京庆应大学召开的“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大陆的张振鹍先生的《日本与汪精卫》与台湾的陈鹏仁先生的《日本的对汪兆铭工作》。③前者以汪日之间的条约为主要考察对象，史料上的开拓不多；后者因主要依据影佐祯昭的回忆录，实际上还只是他本人的“汪精卫工作”而并非全部。 在上述有限的学术研究中，无论从汪、日之间的哪个方面，史料的问题一直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就中方资料而言，除了台湾的邵铭煌先生出自“大溪档案”的资料外，主要是中方当事人物在事后形成的、并不完整的忆述性资料；就日方资料而言，虽然有一些档案资料被有限地利用，但主要也是日本进行“汪精卫工作”的当事人物的忆述资料。中、日双方当事人物的资料固然重要，但是它们的局限性也是人所共识的。正由于各种中、日文的人物资料庞杂，难以梳理出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日本诱降汪精卫（汪精卫投降日本）的事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这无疑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国内仅有的一些日本档案资料之外，发现和利用更多的同类资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抗战初期日本官方 （政府、军部）与“民间人士”各方面都从事的“事业”，许多机关和当事人都有各自的记述与说法。那么，日本政府当时有没有统一的说法？这是关乎日本侵华国策的重要问题。 1947年9月，日本外务省文书课记录班整理了一套名为“支那事变”的《外交资料原稿》，共有八部，其中之第六部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经过”，内中之“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经过”，简要而系统地叙述了汪精卫自叛逃到成立伪国民政府的过程，并且附录了大量的外交史料。④外务省整理的这份资料，引起了中国学界灼注意：先是1963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收录的杨凡先生自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翻译的“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就是这份资料；⑤随后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也收录了上述资料。⑥但这份重要资料，仍然有其局限性：在形式上，它并非当时留下的第一手的“外务省记录”；在内容上，它也不是后来中文翻译所误称的“日本外务省向内阁的报告”，而只是战后外务省方面整理的资料而已。 当时的日本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文书？带着这个线索和疑问，笔者2003——2004年于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期间，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昭和14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⑦与上述资料比较，这份绝密文书，则具有以下特点： 1.就发表的时间来看。1939年12月，日本方面正在由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最终于30日签订了被称为“日汪密约”的《关于日中新关系调整的协议》。这个“协议书”签订以后，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日本政府选择这个时机发表该文书，无异于将此前的“汪精卫工作”做一个自我的总结，即所谓的政府“自白”。 2.就发表的机关来看，是“内阁情报部”。 1937年9月25日，近卫内阁在前广田内阁“内阁情报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充、设立了“内阁情报部”，将分别属于内阁各省的情报与宣传等业务，进行了一元化的统一。该部门发表的资料，应该是综合了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部门的相关资料，而代表政府的声音的。由内阁情报部进行表述，无疑就可以统一日本各方的口径。因此，该文书具有权威性和全面性。 3.从“内阁情报部”同期发表的其他资料状况来看，这些资料多数是以内阁各省整理的资料为基础，而最后以“内阁情报部”的名义发表的。笔者因此判定这份文书应该属于外务省方面制作的；⑧而且后来外务省文书课记录班整理上述资料，也非常明显地又是以这份文件为蓝本的。 4.就发表的形式来看。这份文书的原件，不同于内阁情报部同时发表的其他“时局宣传资料”：不但标志有“绝密”的字样，而且没有统一的文书编号，并注明“不许复制”；并特别要求如果以后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文书，该文书必须予以销毁。拓务省在收到该文书后，1940年1月13日，大臣官房文书课长在致管理局长的信函中，强调指出：为了避免损害汪政权的自主独立性、并招致所谓傀儡政府之称号，对于该文书要尽量予以“绝密”的处理。⑨可见，它并非一份一般性质的文书。 有鉴于此，并考虑到迄今中、日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均未利用过该文书，笔者拟对此进行一些考述与解读，以深入研究日本“汪精卫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 三 1939年12月内阁情报部发表的《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按照日本“汪精卫工作”的全过程，共分为六个部分。在其中大量隐晦的文字表述中，蕴藏着诸多日本诱降汪精卫、扶助其建立傀儡政权的重要史实。兹分别进行如下的解读（以下楷体字体部分，均为原稿之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