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7)03-0108-08 中国近代100多年的思想史，甲午战争之前重点在于求“变”，戊戌维新之后开始由“主义”主导国人思想。大略言之，求“变”思想之拓展，主要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推动，在“体”“用”范式下思考，直到严复才突破“以复古为解放”框架。变革重心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经历的是一个纵向深化的过程。“主义”话语的展开却不然。它们的来源已经很分歧——像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即使在西方社会也各有所本；核心价值和具体诉求也各不相同——或以国家为中心，或以个人为中心，或以阶级为中心；引入中国后更存在与中国国情的配合问题。而一个百病丛生、混乱不堪的社会，具体国情究竟如何把握，主要矛盾为何，答案更是因人而异的。因之，在“主义”论述的时代，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横向的思想对列(排斥、竞争或合作)，而非纵向的思想推演。 “主义”的选择，事关民族发展道路的走向，研究中国20世纪的曲折历史，“主义”之辨之重要实不待言。而探讨“主义”的选择，不能不对各种“主义”之间的合与离有深度的了解。这自然有必要借助于理论逻辑的分析；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在近代思想家活生生的思想进程中去了解。有意思的是，中国近代的思想人物，选定一种“主义”而终生信仰、奋斗的虽不乏其人，更多的则是不断地结合时代再思考、再选择，他们的心路历程尤其有利于真切观察“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冲突。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打算就陈独秀这个很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作一番探讨。 陈独秀自从跳出传统思想樊篱、走入现代思想世界之后，一变再变，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到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再到民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的思想变化完全出于真诚，是经过深入反省、痛苦思索达成的，无论思想本身正确与否，与若干思想投机者不可同日而语。笔者认为，在这些转变中，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大思想系统之间的兴替机缘，尤其值得观察。本文作为专题研究的一部分，讨论目标将放在他第一次思想转向上，即陈独秀何以从民族主义转向自由主义①？试图从中观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某种内在关联。 一、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基点：民族主义 学界一般根据政治史观点，将1920年之前的陈独秀思想，通称为“早期”，这种说法从陈独秀的政治人生观察固然能够自圆其说，从思想世界的变迁角度看却过于笼统。这种笼统不仅忽略了陈独秀思想中真正的第一阶段(第一形态)，而且放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陈独秀的新文化思想何以形成？以往研究者谈到陈独秀第一形态的思想面貌，概以“康党”称之，“康党”是政治立场上的指称，其思想内涵究竟何指，研究者多语焉不详；以往研究者谈到陈独秀的新文化思想的形成，一般仅以辛亥革命失败，觉悟到思想启蒙的重要来说明，这仍然属于一种外部解释，殊不知思想启蒙的重要早在陈独秀《安徽俗话报》时期已经认识到了，何以那时不提“新文化”？显然这些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陈独秀出身于安徽安庆城一个小户人家，跟传统中国大多数小康家庭一样，陈独秀幼年也在为一举及第、光耀门楣的理想而努力。他在《实庵自传》中说，他自幼丧父，“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祥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最先祖父教他读四书五经和《左传》，祖父过世后，短暂请塾师教过八股文，后来由大哥教他，一边习经书，一边读《昭明文选》之类的诗文，并没有接触西学新知；康梁的《时务报》，也没有引起他多少同情。直到考中秀才的次年(1897)初秋参加乡试，亲见科举制度的种种腐败、怪异现象，由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毛病”，才“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这一觉悟，虽发生在“一两个钟头的冥想”中，却意味着他从此走出了“选学妖孽”的魔障，决定了他放弃“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踏上一条“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途。 陈独秀走出传统士人的思想世界，首先进入的确实是康梁的思想视野。读了康梁文章，陈独秀“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②。是年冬，他借鉴《时务报》上刊载的文献资料③，做了一篇《扬子江形势论略》，对长江防务献计献策，以“引领于我国政府”。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国家面临的局面非常忧虑，指出：“近时敌鼾卧榻，深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中国已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时事日非，不堪设想”④。这样的危机感当然也直接来自康梁。康梁改变政制、学风的见解，当时虽逐渐得到帝党垂青，但仍然受到各地保守势力的敌视，像湖南叶德辉那样的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非之，詈为离经畔道、名教罪人”，陈独秀每见乡里瞀儒攻击，“愤不能平，恒於广座为康先生辨护”，乃至被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⑤。 陈独秀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同情康梁，更重要的是，在追随康梁的过程中，陈独秀还接受了近代的国家观念。 关于“国家”观念何时进入陈独秀的精神世界，他有一段自述：“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⑥。陈独秀自述的这个变化，发生在1895-1903年间，若把这个过程中的了解“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与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划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那么前者或许用不着康梁来启蒙，那只是对事实的一个观察罢了；后者则涉及对国家内涵的理解，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正是康梁影响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