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3-0059-10 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①，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关于这个团体及这份刊物的倾向，过去似未见有学者注意。这批人在当时既不是当权者，又非一般平民百姓，而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刊发在《国民外交杂志》的言论，在当时或许并未发生重大的影响，不如《大公报》、《独立评论》等报刊在舆论界的号召力，但却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的抗日言论，也加强了国人要求抵抗的声音，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之稍作考察于下。 一 “国民外交协会”的构成 国民外交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有：刘盥训(立)②、李梦庚(立)、李祝庭、刘莪青(立)、田炯锦(立)、周四维、吴景鸿、瞿国春、王仁辅、杨秀夫、马鑑堂、王凤岑、郑螺生(监)。第二届执行委员有：刘盥训、李梦庚、田炯锦、周四维、马鉴堂、刘莪青、周纬(立)、张于浔、张逸云、张维翰(立)、郗朝俊(立)、王宗一、杨秀夫、郑螺生、张凤九(立)、申梦奇、彭养光(立)、南琴轩、王军原、王景岐。候补执监委员有：李治平、王用宾(立)、邵鸿基(监)、蒋质夫、尤少铭、郭仙舫、王德卿、陶玄(立)、李世庸、郭子彬、马鹤天、鲁彦、李少轩、杨公达(立)。第二届常务委员有李梦庚、周纬、刘盥训；经费保管委员有：田炯锦、彭养光、李梦庚、周纬、刘盥训；各股主任为：文书股主任郗朝俊，事务股主任陶玄，交际股主任邵鸿基，宣传股主任张于浔，编辑股主任周四维，会计股主任王德卿。担任常委和各股主任的，基本上都是立法委员或监察委员。协会会员中是立法委员者还有冯兆异、刘克儁、罗鼎、朱和中、陈长蘅、郑忾辰、黄右昌、史维焕、焦易堂、楼桐孙、蔡瑄、刘师舜等，是监察委员者还有姚雨平、于洪起、高友唐等，到1932年11月会员发展到400多人。下表为其中若干重要人物的简介(年龄、现任职均为协会成立时情况)。 姓名年龄 学历曾任职 现任职 (刘芙若) 57京师大学堂 民初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第一—四届立法委员 (田云青) 33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 国立东北大学教授 监察委员 刘师舜32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清华大学教授，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 杨公达25法国巴黎大学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法学院院长、教授 1933年1月，任立法委员 张维翰46云南法政学堂 第二—四届立法委员 周 纬 (周星槎) 49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 李梦庚56清末秀才孙中山大元帅府谘议监察委员 吴景鸿56日本明治大学民初参议院议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 郑螺生62孙中山大元帅府庶务长 监察委员 张凤九50新疆法政学校民初众议院候补议员第一—四届立法委员 彭养光58民初众议院议员立法委员 张于浔45法国巴黎大学民初众议院候补议员最高法院推事 王用宾51日本法政大学民初参议院议员立法院第一、二届立法委员 于洪起49京师大学堂 民初众议院议员监察委员 刘莪青45日本法政大学民初众议院议员监察委员 邵鸿基43同盟会员 监察委员 于能模39巴黎大学外交部法官训练所教授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 王仁辅47美国哈佛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教务长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张之江50西北边防督办 军事参议院参议 在《国民外交杂志》撰文的则主要有刘盥训、周纬、田炯锦、刘宇光、李祝庭、马鹤天、姚亚英，以及楼桐孙、明终寄、胡文炳、吴雄久、黄右昌、张之江、于能模(伯度)等。 关于成立协会及创办杂志的目的，刘芙若在《发刊辞》中指出，20世纪以前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君相，20世纪以后国家的兴亡，则取决于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我国步步紧逼，东北当局“日标不抵抗主义以媚之”，“政府向守外交秘密之政策，且有畏惧民众之心理，种种遏抑，种种防害”，民众的力量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国家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认为，救国的途径，“即唤起民众振发其爱国心”，首先“以外交知识，输入国民脑海，发展国民特性”，“上供献于政府，下指导夫国民”。其工作步骤为三步，“第一步唤醒，第二步联结，第三步组织”，由此使国民能够“有统一之精神，划一之意志”，政府秉承之“以与各国周旋”。[1] 其根本的宗旨，就是“救国”，他们在刊物上连续刊登的《征求会员启示》、《征求文稿启示》都明白揭示了此点：“敬启者，国民以农工商学军各界之同胞为分子，故本会征求会员，不别农工商学军各界，凡纯洁公正、有救国意志者，一律欢迎加入本会，共同奋斗。”这是一个以救国相号召的民族主义团体。 在《国民外交协会宣言》中，则列举了在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所应承担的责任与国民外交协会计划开展的主要工作：其一，各尽其责，长期抵抗。“我国民为自卫计，只有长期抵抗之一途。而长期抵抗，必使全国民皆为战斗之一员。虽事有分工，而各有其对外之责任，此宜团结民众，共同对外者一也。”其二，支持政府抵抗，防止政府妥协。“古今来辱国丧权之政府，皆国民之放弃责任所造成。使国民一面为政府之后援，一面为政府之监视。保持主权领土，还我完整之中华民国。”其三，加强对外宣传，揭露事实真相。“日本之所以诬我者，曰华人性善排外，曰东三省本非我国之领土，曰中国为无组织之国家，曰日本在东三省有特殊之权利，颠倒雌黄，传播世界，欧美各国之观察，未尝不为所动摇……我国家受此诬辱，而无国际宣传之力以自白于天下。壇坫之间，时受牵制。调查事实，传达于各国之前，使我酷爱和平之民族，不为阴谋强暴者所垢诬。又其一也。”其四，既要防止新的扩张，又要收回原有失地。“日本侵略我国，为有计划之行动。东三省天津上海层层相因，策略一贯。受其害者，皆我国之土地与人民。国人勿谓东三省已亡，而上海不可亡，上海宜速结，而他处可为悬案。况所谓长期抵抗者，未失之领土不可失，已失之领土必收回，不可偏重，不可分割。”其五，要求政府督责张学良率师收复东北。“我东省自有守土之长官，挟有雄厚之武力，竟略无抵抗，拱手而奉于仇雠，律以国法，无所逃罪。政府置而不问，失政刑矣……是宜请政府责成张学良从速出兵，收回失地，以赎前愆。”其六，呼吁停止内讧，共御外侮。“二十年之内争，国家元气，剥丧尽矣。养百余万之冗兵，对外乃不能一战。以四千余年之文明古国，乃为岛夷所侵凌……今且不暇深论既往，窃望自今后化除私意，共御外侮。泯灭内讧，捍卫国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