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3-0149-08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变。西安事变震惊海内外，并“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束了长期的互相厮杀，并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联袂投入到了抵抗外侮的时代洪流中，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①。西安事变的真相经过70年来学人的研究已经明晰，但对一些当事人的评价则相差甚远。比如对张学良的评价就很不一样，中共的周恩来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②。国民党的秦孝仪则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功罪，至今尚未完全论定”③。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使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略提早进行”，“张学良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④。本文拟就西安事变和评价张学良等当事人，在综述各方研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目的在于求教，并无强人就已的意图。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由多种因素的作用，逼迫出来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加剧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起初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安内”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1931年9月28日，北平各界240多个团体共20万人举行市民大会，张学良对于北平市民大会提案提到应积极对日宣战时表示：“积极对日宣战，乃国家大事，当转达中央，想蒋主席亦必以国民之意见办理”。又说：“事前为防止日人挑衅，故令其取不抵抗主义，此可证我方之酷爱和平也。现在军队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尽管张学良自有苦衷，但他表示：“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但决不做卖国之事”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属于不得已而为，但也表明无论如何他不会卖国。随着日寇的进逼，张学良感到“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对不起国人，表示要“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许身为国，宁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⑥。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虽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人不在东北，而是“驻在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执行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了东北，他难辞其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当国人对此政策责骂和谴责时，则把不抵抗的罪责全部推给张学良，并乘机贯彻排除异己来削弱东北军的政策。结果张学良代人受过，三降其职直至被解除兵权，心里自然不满。1931年11月16日张学良被免去中华民国陆海军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11月20日，张又被免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改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933年3月12日张又被免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从此张学良则下野释兵权降为“平民”。东北军在日寇的军事进逼以及政治诱降下由近40万人下降为25万人。张学良被国民指斥他为卖国主义者。他虽强调“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不统一不能抗日，并解释“我姓张的诸事均是愿意自己干，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⑦。虽然他对东北失守作了解释，但无法冰释东北军将士的怨言和由此带来的悲伤。 其次，是东北军不愿追随张学良剿共，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他又由于执行剿共和不抵抗主义带来的地位和名声的流失，其苦闷心情有口难言。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下野，4月11日离开上海出国考察。1934年1月回国后继续追随蒋介石“剿共”，1935年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这个时期蒋介石对张学良极为信任，张对蒋也顶礼膜拜，听从指挥。正如蒋所言：“余对张(学良)，尝念其17年(1928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蒋介石将西北国防重地全权给张时说：“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⑧！后来，张学良的思想发生变化，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不能简单的以道德如何作为判断。过去人们一般都将张学良思想的变化说成是由于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张作霖，与日本有家仇，以及对蒋介石要他专门“剿共”、不抗日不满；也有人解释为张学良受到共产党的拉拢、煽动思想发生了动摇。“九·一八”事变，使由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从民国时起经营的奉系军阀，以及东北军的损失和分裂，张学良自有他的仇日情结。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追随蒋介石执行“攘外必须安内”政策，但他毕竟与投降派不同，他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对日寇侵略造成的家仇国难，耿耿于怀。此外，东北军分裂，大部追随张学良在鄂、豫、皖“剿共”的东北将士，既失去了家园，又由于“中国人打中国人”损兵折将而对张学良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如果继续剿共不抗日，必然众叛亲离，因此，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产生既是时局变化的结果，也是东北三省丢失后，东北军将士要求联共抗日思想的体现。正是在军事上受挫和心理上陷于苦恼的张学良，由于受到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所影响，才有西安事变的发生。 再次，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逼迫，使张不能容忍。东北军将士一致要求张学良停止内战，抗日复士。张学良在极端的苦闷之中，不得不考虑与中共商谈停战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一直追随和服从蒋介石，但由于东北军将士要求抗日，停止内战，以及不愿跟随蒋介石“剿共”毁灭自己。张学良虽没有放弃“剿共”的主张，但不能不听从东北军将士的劝告，产生联共、联蒋抗日的思想。由此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政见分歧。蒋主张“安内攘外”，张主张“攘外安内”。张屡劝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毫无结果。直至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前，张还和蒋争辩。张慷慨激昂地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蒋又是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你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年轻无知！”张学良怒目反驳蒋介石，“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你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袁世凯第二！”蒋拍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这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张的苦谏无动于衷，骂他“竟敢犯上作乱”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