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次院士会议 郭金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1 1948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史事之一。这次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确立，意味着中央研究院的学术奖励体制基本形成。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对会议的筹备起到关键作用。会议以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了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聘任评议员；讨论通过的提案有利于内战时期中国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免受社会政治干扰和经费支绌等现实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中央研究院在完成体制后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博士学位制度的建立。会议之后，中国的政局发生变化，中研院与1948年开始迁台，这次会议的提案及计划几乎都未付诸实施。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张同乐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安徽史学》2007.2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已注意孙中山与苏俄关系的研究，到90年代初，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的解密和公布，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文章认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节，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政治上有控制中国的图谋，并在外蒙古、中东路等问题上存有明显的领土要求。 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谷秀清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江苏社会科学》2007.2 在传统的政治架构下，国家与社会，特别是与个人的关联似乎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紧密。进入近代随着近代国家体制的逐步建立，打破了旧有的统治规则，国家的统治力度与广度有了显著的增强，国家也日益与民众直接接触，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法令、运动、传媒等多维度的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将社会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国家的管理体制当中。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利技术的实践。 “张学良入党”之谜 杨奎松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日报》2007.3.26 张学良去世以来，关于他入党问题的考证、推测一直颇受关注。近来，一些研究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和有关当事人的口述历史资料，认为“张学良是中国共产党员”。本文认为，从共产国际的档案看，张学良确曾要求入党，中共中央也曾计划发展张学良入党，但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与阻止。虽然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电报对张以“同志”相，但这并不能证明张学良与中共有组织关系。毕竟，在国民党人之间，互称“同志”的情况也不鲜见。严格地说，张学良是否已被发展入党的问题也许并不重要。无论“入党”之谜是否能彻底揭开，要想改写西安事变的历史，都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