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4-0029-10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后，民国临时执政府虽曾拟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但却遭国民党拒绝，于是便先在中央公园停灵公祭，然后移往香山碧云寺暂柩。临时执政府还一度将孙中山遗像奉祀于历代帝王庙，旋因自感荒唐而取消。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为孙中山举行了一系列纪念典礼，并于次年举行了将孙中山灵柩移往南京钟山正式殡葬的“奉安大典”①。由此到1948年，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本文主要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来系统考察国民党与南京民国政府为孙中山举行的逝世纪念与奉安纪念两种祭祀典礼，而对具有庆贺性质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典礼则不予讨论。 一 “总理逝世纪念” 孙中山生前，不仅曾做过中华民国开国的临时大总统，而且是民主革命派的头号领袖，是对“三民主义”政治大旗拥有发明专利权和对《建国方略》与《建国大纲》拥有话语权威的首席政治代表，其影响之大，令天下各种政治势力都不敢轻忽；逝世后的“孙中山”，肉身虽殁而灵魂犹在，其思想与精神的灵光一直萦绕在中华民国政治舞台上，其名号迅即被抽象升华转化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政治思想资源，一种国家权力合法化的象征，一种国器的神圣图腾，一种道统、法统和正统的标志符号。国民党当然不会放过对这个伟大圣符的尊崇与利用，为充分运用“先总理”的形与影所蕴含的政治资源能效，以驱动“以党建国”政治理念的实现，便迅速掀起了一场隆祭孙中山的现代造神运动。 1925年3月中旬，孙中山停灵于北京中央公园并在社稷坛举行公祭时，樊钟秀唁电挽幛对孙中山均尊称“国父”，这应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而孙中山被国民政府官方正式议定尊为“中华民国国父”则是在 1940年②。 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杨希闵、谭延闿等留粤国民党要人联名发布宣言，表示：“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此后之责任益重，一惟秉承孙大元帅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遗嘱，努力继续进行，以期贯彻主义。”[1](p685～686)同年5月22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接受遗嘱之训令》决议案，称： 盖总理实为世界之圣哲，中国之救主，而本党同志之父师……总理虽殁，总理之一切遗教仍旧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存留世间……以后本党一切政治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议案，无论何级党部，概不得议……自今而后，我全体同志必须以至诚至敬，“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心，奉本党之纪律，为无形之总理[2](p84～86)。 无论孙中山生前对国民党的实际政治操控力如何，其一旦驾鹤西游，国民党立即敏锐地意识到了“孙中山”名号的政治遗产价能，于是，继承中国古代历史上对政治权威的传统神化之术，借鉴世界各大宗教对教主偶像化和神圣化之术，对孙中山及其思想极尽标榜推尊之能事。可以说，此时急于纽系人心，克成北伐而建立中华民国新政府的国民党，对孙中山旗帜的皈依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孙中山”变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圣像”。这就等于要将孙中山装扮成为民国新道统、法统与正统的护法神，把孙中山演绎成为一个神圣的政治符号和图腾标志了。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极力放大“孙中山”的神场效应，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也就成了其仪式政治的重头戏。 1928年3月12日上午，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为孙中山逝世三周年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先是国民党中央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纪念会，丁惟汾、丁超五、于右任、蔡元培、谭延闿、邵力子、李烈钧、张之江、白云梯、何香凝、周启刚、陈果夫、何应钦、蒋介石等致祭，仪式顺序为：（一）就位肃立；（二）向总理遗像行最敬礼；（三）谭延闿恭读总理遗嘱；（四）静默三分钟；（五）于右任恭读祭文；（六）礼毕。祭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之辰，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暨全体党员谨致最隆重之革命敬礼，祭告于总理之灵曰：呜呼！世界不平，生民久困。海水群飞，□原耗□。阶级横生，斗争日竞。□殖者雄，勤劳者病……桓桓党军，受命北伐。既翦凶顽，既除反侧。民众拥护，池城屡克。始定国南，旋收国北……建国大纲，民所□止。革命建设，纲提领指。直接民权，课其行使。党权巩固，指导政治。党治精神，罔惑怠视。国之桎梏，除之不次。亮直党□，同兹□志……思在腹心，去安可□。党权立□，始未为晚……党国集中，政治统一。总理之灵，实所指导。党国光荣，威权不挠。民生□□，悉归改造。奋斗共同，怆然敢告。呜呼！维鉴之哉[3]③！ 再是国民政府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会，到会各界人数达十万众，整体布置十分肃穆，正中为指挥台，两旁为演讲台，后为主席台，台中悬挂总理遗像及遗嘱，两旁挂有挽联云：“□唐虞轶夏商天下为公，亘古今揖让征诛胥成尘土。迈周孔薄卢马主义不何，望吾党遵依奋斗籍文英灵。”[4]到会的国府委员有谭延闿、蒋介石、李烈钧、于佑任、邵力子、叶楚伧、何应钦、丁惟汾、张之江、何香凝、杨杏佛、刘慎忱等。纪念大会的仪式秩序为： （一）肃立；（二）升党旗；（三）主席团就位；（四）奏哀乐；（五）向总理遗像及党国旗行三鞠躬礼； （六）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读遗嘱；（七）全体静默三分钟；（八）蒋介石报告总理逝世后三年内之工作；（九）唱纪念歌；（十）演放总理留声□音；（十一）演说；（十二）呼口号[5]；（十三）礼毕，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