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7)01-0058-08 时代发展需要历史教育，历史教育推动时代发展。这个道理，总是不断地被中国历史所证明，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在那个被称为“大时代”① 的历史时期，历史教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国防”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掀起了一个历史教育的高潮。徐文珊的《历史教育论》就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作为一部总结和阐发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育动向的专门著作，它不但反映了抗战的时代要求，同时也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育的发展程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鉴于此前关于中国历史教育的研究中对徐文珊及其《历史教育论》关注不多，本文拟对其进行简要的介绍与评析，以增进人们的了解。 一、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转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文化教育事业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③。张荫麟为我们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④ 这种悲惨的境况，就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时代缩影。 面对民族危机和严峻形势，“这现象究竟何自而来，何向而去？在这混乱的激流中又当如何应付？如何控制？将来的方向又当如何寻找？如何拟定？这都是在动荡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⑤ 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时代赋予历史教育的庄严使命。为承担起这个庄严使命，史学和历史教育开始了适应时代要求的转向。这个转向，用朱谦之的话说，就是由“考古”向“考今”的转变，即由“纯粹考古考证的史风”转变为关注现实问题、重视经世致用的史风，让人们理解目前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转变及其趋势已成为“现代史学的第一职务”⑥。 对于这一使命和转向，中国史家是有共识的。他们无论身属何家何派，也不顾学术和政治上的分歧，都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个时代责任。 作为学术界的领袖之一，胡适虽然在抗日策略上有不同看法，但仍暂时放下了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原则，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直接服务于中国抗战事业。他的得意弟子傅斯年，之前一直高唱“史学即是史料学”，孜孜于提高中国史学的科学素质，这时也一改历史教育是“不生利的事物”的论调，开始撰写《东北史纲》，“但求尽其所能”，大行其“书生报国”之道了。他发出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和“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⑦ 的呼声，振聋发聩，唤起了国人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至于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干脆组织起通俗读物编刊社，以对民众进行历史教育、爱国教育为主要目的，前后编辑出版了数百种历史通俗读物，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更能说明这一史学界新动向的，是以考据见长的史家的转变。陈垣在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他身处沦陷区，除了在现实中领导辅仁大学师生与日寇抗争、保持民族气节外，“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⑧ 这说明，即便是昔日埋头于考古考证的史家，这时也不能不为时代所动，自觉承担起历史教育的责任。 一贯以关注现实、把史学作为斗争武器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教育的转向有着高度的自觉和积极参与的热情。早在1929年，郭沫若就针对“风雨如晦”的局势，作了“鸡鸣不已”的表态⑨。这种积极的态度，不但被他本人在抗战时期延续下来，而且也为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所接受。翦伯赞说：“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⑩ 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指导斗争，振奋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教育之时代任务的认识。在这个认识基础上，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邓初民、胡绳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为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至于其他流派的史家，也都力图把自己的研究与文化抗战工作结合起来。比如雷海宗对中国兵、家族、元首、文化等问题的研究，都寓有深意。尤其是他提出中国文化发展的两周说，认为其他文化都只有第一周，一衰而不能复振，只有中国文化前后有过两周，这是值得中国人大大自豪的。而且，中国文化前途光明，已经开始进入“在望的第三周”，而抗战又是其中的关键，“成败利钝，长久未来的远大前途，都系于此次大战的结果。第二周文化已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11)。这种对中国文化和抗战前途的乐观估计，在当时无疑很能鼓舞民心士气，无形中也对日人鼓吹的侵略史观进行了有力驳斥。 同样的转变也体现在当时的历史教学当中。“恢宏民族意识”成为历史教学的主要旨趣，而以整个中华民族为中心的“大民族主义”代替以汉族为中心的“小民族主义”，“养成全国人民大一统的观感，造就非常之人才”，体现了历史教学改造的基本趋向(12)。学校教育虽受到日寇严重破坏，但教育界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上展开了与日寇针锋相对的斗争，适应了战时需要，也为战后重建培养了大批人才，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