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一致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并未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史家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① 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② 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甚少注目。本文以《新青年》为视点，试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并考察这样一种“新文化”是如何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运动”起来的。 一、早期《新青年》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③ 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④，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⑤ 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遂撰《新青年》一文。⑥ 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⑦ 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⑧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⑨ 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⑩，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则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内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11) 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可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12) 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13)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因“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14) 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15) 据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16) 汪孟邹于1913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