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德国视角”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7)01-0079-16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德国是中、日两国的朋友，尽管在希特勒眼中两国分量并不一致。德、日因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而成为盟友，双方有着共同的全球利益；同时，德国又与中国政府保持着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当时，德国军事顾问继续协助蒋介石组织对日抗战，中、德军火贸易畅旺。对德国来说，如果可能，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是最好的选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驻日大使迪克森(Dirksen)在中、日间调停，正是此种定位的产物。这种非逻辑却又现实的角色，是德国人士看待中日冲突角度独特的重要背景，其价值因而彰显。

      当日军在1937年11月底逼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德国在南京保留了以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Rosen)为首的外交人员班子，此外，数位德国商务人士因为参与国际安全区工作而拒绝离开。他们与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英美等国的外交人员、西方媒体记者等一起，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目击者、国际联合救助行动的合作者。还有其他一些德国人，或与在南京的德国人有着工作关系或私人友谊，或通过其他途径，不同程度地获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本文所说的“德国视角”，是指以外交人员为主体的德国人群体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察、记述和分析，这是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极有特色的文本。本文主要依据德国外交部档案，试图通过对这一文本及关联问题的解剖，发掘其中包含的历史意义。由于本课题的研究属于新的尝试①，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德国视角”的人员组成

      陶德曼，德国驻华大使。1937年11月25日从南京转移到汉口，他认为此前日军对南京的无差别轰炸，是令人担心的征兆。好在日本是德国的友邦，而德国有关标志对日军士兵有一定的威慑力[1]158,189，他不用太担心德国留南京人士的生命安全。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而言，他本可以迎合希特勒的意旨，用职权要求其下属与日本方面合作，但他不断地将罗森、沙尔芬贝格等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述发往德国外交部，同时自己也作出不利于日本的总结和判断。当然，作为大使，他的重点是分析中日冲突对远东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及德国的应对之策。

      罗森，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日军进城前夕，他去南京江面英国军舰上避难，其间在日本军舰护送下去了上海，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罗森与沙尔芬贝格 (Schrffenberg)、许尔特尔等在英国舰船上避难时，亲眼目睹日军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和严重后果，他对日军的厌恶已不加掩饰。而且由于他坚持要到南京各处观察大屠杀的惨景，日本方面对其十分忌讳。日本驻南京领事福田笃泰（原误译福田德康）曾很纳闷地问沙尔芬贝格：“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什么连德国人也这样呢？”[2]361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可以看到，日本领事馆和军方数次安排内容丰富的宴会，包括佐酒的美艳艺妓，企图赢得罗森的好感和“合作”，但罗森不为所动，直到被召回撤职。

      沙尔芬贝格，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行政主管。他对日本方面企图用“公关技巧”掩盖暴行的做法深恶痛绝。1938年2月8日，日本领事馆再次招待南京的外交人士，“演完4个节目后休息。幕间休息的走廊里摆满了小吃，长餐桌上有蛋糕、甜食、糕饼、水果等等，弯弯曲曲地像是俄罗斯皇帝的专用食品。所有食品放得整整齐齐。艺妓又来上茶，特别是点烟时那迷人的姿势，引得众多摄影师挤过来拍照摄影，以便过后通过电影或报纸向不明情况的世人表明南京的日本人和外国人相处得多么和谐。”沙尔芬贝格评论道：“这完全是一枚勋章的反面。露出了马脚！”沙尔芬贝格的厌恶缘于他对日军残暴本性的发现，他向陶德曼报告说：“几天前就从施罗德博士住房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捞出了120多具尸体，这些尸体的双手都被用铁丝捆绑着。拉贝先生亲眼看到过这事。附带说一句：我自己多次看到日本士兵还用饭盒从这个水塘里取水喝。但愿他们吃得香！”[3]408

      拉贝(Rabe)，西门子洋行经理，国际安全区主席。从1908年开始，他在中国生活30年。拉贝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的人，1938年3月被西门子公司召回，其时，他刚刚救助了数以万计在日军铁蹄下辗转求生的中国人。在他将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寄给希特勒后，盖世太保强迫他保持沉默[1]588，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拉贝视角的震撼性。

      爱德华·施佩林(Sperling)，德国上海保险公司员工，国际安全区总稽查。1937年12月12日，他曾自告奋勇要在中日间斡旋停火，以便中国军队后撤，日军和平进入。[4]3341938年1月10日，滞留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野战救护处的蒋公穀去访问他，施佩林拿出中国地图，严肃地说：“现在敌人占领的，在贵国全面积中，不过百分之几，你们唯一的出路，只有抵抗，否则恐怕要做奴隶！”[5]83-84

      克勒格尔(Krger)，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国际安全区官员。克勒格尔第一次接触日军是在 1937年12月12日深夜，在已经变为伤兵医院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日军军官在短暂的视察后表现出了“非常善意”的态度，给克勒格尔的印象是：日军很守纪律。“遗憾的是这种印象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到14日，“情况急剧恶化了”，日军的暴行在某种意义上使克勒格尔想起了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6]31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