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1-0062-13 引言 中华民国·国民国家民族主义与“伪满”要因 1915年以后，中华民国力争改善与日本政府的“不平等”关系。1920年，中华民国成为国际联盟原加盟国之一，之后与日本的双边外交关系的制约程度在国际联盟多边关系中有所淡化，而且1922年以“九国条约”为典型的华盛顿会议即反映了列强诸国主导型的多边关系，在此关系中，中国获取了对日外交所需的源泉。在这三个外交空间中，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国民政府一致将国际联盟型的多边关系看为重要的外交力量，这一形势一直持续到1938年日本完全否认国际联盟与“九国条约”时，但即使国际联盟失去效力仍坚持在欧美的国际关系中采取保障本身地位的方针政策。自1943年参加开罗会议起经 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至1945年的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定会议，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国民政府虽为受邀之国，但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关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获得对内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 1936年发表的五五宪法草案具有象征性的地位，即《宪法草案》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中华民国领土非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变更”。1936年规定东北四省为本国领土，这很显然是向满洲事变以来占领东北的日本提出“复土”的要求。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否认“满洲国”，认为本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国民国家。东北地区的收复，是以政治上、社会上或军事上已经形成的“抗日救亡的社会潮流”为基础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又从政治上保障了“宪法草案”的实施。 这种否认“满洲国”的中华民国领土认同意识强烈表现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1940年5月3日根据第31次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国民政府建立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并任命各省主席[1]。与此同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人民团体（东北协会、东北救国会、东北救亡总会、东北抗战建国协进会、东北青年学会等1942年5月31日在重庆统一为“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中国国民党在 1942年3月组织召开了“东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并在东北开始了党务活动。 如上这些收复东北四省各项准备的过程中， 1943年11月末召开了开罗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会谈，并在开罗宣言中获得了“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条文规定，从而为分别收复1895年以来失去的台湾和1931年以来失去的满洲奠定了条件。此宣言还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此后，中国国民党总裁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直辖的中央设计局（1940年 10月1日成立，1943年熊式辉任秘书长），1944年3月27日为了“接收、复员工作”组织了东北调查委员会（沈鸿烈）与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各自在党政干部训练班训练培养“接收、复员”领导干部[2]。 显然，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东亚政治空间中，日本殖民帝国侵占中华民国领域。20世纪前半期，中华民国作为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国内外政治条件下已经发展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凝聚力，以致导致“日本殖民地帝国”崩溃的程度。但自 1945年8月后，中华民国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却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就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和苏军一同回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所提出的双重民族主义。一种是如何对待苏联的中国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如何把东北地区固有的认同意识凝聚成新的国民国家的民族主义。 一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主力进入苏联境内的避难时期：分析《周保中日记》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白族人周保中（原名奚李沅，字绍黄）1902年2月7日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县，经云南省陆军讲武堂，于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末派往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1月至1945年8月14年间一直在东北指挥“抗日”武装抵抗运动。其后，活动在与国民政府的东北内战中，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委派前往故乡云南，1954年以后因病于北京接受治疗，同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64年2月21日去世[3](p1～17)。 从云南到东北走过艰难坎坷历程，不仅是周保中一个个人的记录与记忆，而且还是刻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文脉里的一段极为重要的民族主义历史记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抗日运动的周保中，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的指导下，以牡丹江南部的中心地区宁安县一带为基础组建了绥宁反日同盟军（1934年2月），以后，发展成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5年2月）。 1935年2月组建了2个师7个团19个连986人的抗日武装部队。其兵源中70%为农民，20%为工人，其它为学生、原来的士兵，而且整个部队 20%为朝鲜族，党员（含青年团）约占20%～ 30%。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包括宁安县在内的吉林东部成为一个游击根据地[4]（p17以下，41以下；中心部分为p45～50,69）。 在此期间，通过与日本的“讨伐”部队交战，又扩大了游击范围。 1936年2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方针与中国代表团的指挥下，与其它地区武装组织一同重新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最多时达到拥有3个师9个团约3000士兵[4](p70～75)的队伍。但因日本在宁安县实施“集家（‘匪’民分离）”政策，才将根据地转移到牡丹江沿线刁翎一带（现黑龙江省林口县），1936年9月以后第五军的主力部队转移到以依兰东部、宝清、富锦为中心的第二军活动地区的中东铁路以北地区[4](p83)。第五军 1937年2月至3月期间同活动于以牡丹江下流的方正、依兰、勃利、桦川各个县为中心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1936年8月成立，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即张寿籛）、第四军（1936年3月，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第八军（1936年9月，军长谢文东，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第九军（1937年1月，军长李华堂，政治部主任李熙山）共同抵抗日军的“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以760人的武装势力，周保中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3月19日攻下了依兰县城，城内有日军150人，伪满洲国军70余人守备，但由于日方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导致日方“春季大讨伐”作战的混乱[4](p90～92)。按伪满洲国时期的行政区规划为三江省（约85000平方公里），但就在离它的公署佳木斯80公里处的依兰却受到了如此攻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前夜，“北满”的抗日武装势力以刁翎游击根据地为中心，其活动势力范围保持在依兰、富锦、宝清、同江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