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6-0102-06 一、引：一场笔墨官司 1998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有一场规模不大的笔墨官司。当年第1期发表了钱玄同1928年致晚辈民俗学者江绍原的一封信，这本是一封简短而平常的信①。但同时刊发的这封信的发现者谢村人的文章《“书斋生活及其危险”——从钱玄同的一封佚信所想到的》，却由这封信而节外生枝，得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结论。文章认为：钱玄同晚年思想上落伍，政治上也有走向深渊的可能。1928年正是钱玄同由“猛士”到“隐士”再到“贰臣”边缘的中间站。钱玄同死在52岁虽然可惜，但又是侥幸“死得其时”，因为“已被污水弄脏了鞋袜”的钱玄同在日寇的威胁利诱之下，未必不会成为周作人第二。作者从一封短信开始，“以小见大”，得出的钱玄同将失民族大节的结论确实令人刮目相待。 在新文化诸子中，钱玄同算不上一线人物，而且他的思想方法和个别学术结论都曾遭到过质疑，但是对他的民族气节的尊敬却是普遍的。在黎锦熙、魏建功等两三代学人以来，钱玄同在日据时期的守大义持晚节，已成为其一生中的重要亮点。谢村人的文章既向这样的定论挑战，更触动了“政治正确”这根敏感的神经，所以很快遭到了反驳和回击。当年第6期和第7期的《鲁迅研究月刊》分别发表了召南和姚力的《钱玄同的盖棺论定》、《对〈“书斋生活及其危险”〉的一点辩正——与谢村人先生商榷》两篇文章，对谢文进行批驳。前一文引钱玄同恢复钱夏的旧名，和1939年钱玄同去世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称其能“永保清操”，以证钱玄同的政治态度。后一文则大段引用了钱玄同的朋友和弟子黎锦熙、魏建功、徐炳昶等对钱玄同对日态度的记述。其中包括钱玄同对周作人偏重个人享受的私议，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做汉奸，拒绝日本人的文化拉拢工作等等。反驳者不光在资料和史实上有优势，而且似乎在道德上也占着优先的地位，谢村人没有进一步地回应。这场争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论的小小波澜很快被翻了过去。 应当说，从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生前的种种“蛛丝马迹”来预言他此后会如何如何，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人们往往难以抵制对历史进行假设的诱惑，其原因在于：历史固然是不能假设的，但对历史的假设却常可以获得出人意料的反思格局和审美冲击。这场关于钱玄同是否会投敌的争论的级别并不高，由于当时钱玄同的文集和日记还都没有整理出版，争论双方在资料的掌握上都有限，又由于钱玄同本身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表现，反驳者显得更具说服力也毫不奇怪。但其中争论双方所共同遵循的思想方法却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钱玄同作为新文化以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向，他的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本身就是复杂和富有歧义的，而这一点在当时的国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实际是一个普遍现象。而我们的讨论多半已经站在今天的民族国家意识之上来展开，这和当事人的认识是有错位的。事实上，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不言自明的思想体系，而民族气节也不是象水低于零度就结冰那样，有一个标准的测量点。那些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而得出的明确结论，其代价往往是流失了历史过程中丰富而多元的信息。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历史叙事，以一种强烈划一的给人以审美愉悦和道德满足感的陈述代替了真实历史境地中的复杂和矛盾。在这一点上，前述争论双方是相通的。 二、核心考证：一次灰色的宴会 就文章本身来看，谢村人的文章确实有故立高论的嫌疑。文章对钱玄同这一人物本身了解有限，批判钱玄同多以鲁迅当年之判断为准，许多论点不堪推敲。比如其中提到的钱玄同在书信末自己的署名后用了“再拜”这样的格式，这实际上更多的是钱玄同的性情习惯使然，和政治思想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文中有力的论据只有一条，即1933年4月15日钱玄同在辞谢江绍原招饮的信里说：“自承德失陷之报传来之日起，弟中心震悼，即自誓从那天起至辽、吉、黑、热四省光复之日止，在此金瓯不完之时期内，凡饮食酬酢一概不参与，故只好方命了。”而到了1938年，不仅四省尚未光复，且平、津也已沦陷之时，他却于3月29日接受了“亲日分子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右翼分子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作者认为钱玄同是“信誓旦旦”在前，而又自食前言在后。作者举的这两件事情事实俱在，前后逻辑看起来似乎也是板上钉钉，前面举的两篇反驳文章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均是绕着走，未作正面回应。对这一问题深入清理，有助于我们恢复钱玄同晚节问题的本来面目，也可促使我们对不少习以为常的认知历史的路径和方法进行反思。 钱玄同参加那次宴会的事情出自周作人的记述。张菊香著《周作人年谱》在1938年3月29日下记：“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克之）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孙蜀丞、方宗鳌、夏明家、钱玄同、沈兼士。”[1](p547)年谱所据为周氏日记。周作人此时间段的日记尚未公开出版，无法核实是否记有其他细节。但综合已有的有关钱玄同的史料，所谓的自食其言问题却并不难疏解。 承德失陷后，钱玄同因为国难深重、忧心不安而一度谢绝宴饮是事实。这一点还有多处证明。1933年初，钱氏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辞谢符定一的吃饭邀请，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2](p117)5月7日，师大研究院毕业生宴请导师，钱玄同“照例谢绝”，只参加了饭后的摄影。②可见此期间中不宴饮已成惯例。但不宴饮只是钱玄同受时局刺激而做出的一个自我承诺，随着外界环境和本人心态的变化，承诺人也是有权对其进行更改的。在(塘沽协定》以后，局势稍稍平稳下来，钱玄同的心绪已经不是那么恶劣了。生性好动、喜好交往的钱玄同，实际上是不可能长期执行谢绝宴饮的主张的。1933年6月6日，他写信给胡适，要为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饯行，信中说：“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③由此可知，钱玄同的不宴饮，在本年六月即由胡适始开禁了，实际只坚持了1933年的几个月。钱玄同本是爱走极端的性情中人，不宴饮只是他忧心国难的一时主张。正如钱玄同自己所认为的，国难不吃饭并不表明自己比别人更高尚更爱国，那么恢复宴饮也不表明钱氏比那些唱高调的人不爱国，当然也就不足以作为钱玄同变节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