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6)06-0029-08 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场除旧布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无论在政治运动，还是在文化运动的意义上，梁启超均与五四运动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揭橥“新民”学说，撰写了一系列反省传统，介绍、评议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从而成为“言论界之骄子”，执思想界之牛耳者。梁启超的大胆议论，激活了几近枯死的民族心灵，开启了五四知识分子解剖国民人格，反思传统旧学，重塑现代道德的先河。可以说，梁氏构成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转变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主编的报刊杂志及所发表的各类文字，成了五四一代人成长的精神食粮，这些人日后反叛传统，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正是由他预埋下思想种子的。梁启超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胡适等所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只是十余年前梁氏工作的继续和深化。梁启超对五四一代学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和知识的层面，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也有导引之功。胡适后来在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领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由此确立他在上层文化界的领袖地位，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他的学问欲及治学方法、动力、眼光，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胡适在自传中多次对梁启超表示感激之情。 梁启超本人曾准确地概括五四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指出五四运动的种子是戊戌变法播下的。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他总结中国人近代思想进化的几个层阶：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洋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由此形成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是其代表，他们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但在文化事业上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第三期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一些回国的留学生“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1]39-48或许是出于政治立场方面的考虑，梁启超并未提及辛亥革命，而是直接将五四运动与戊戌变法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第二期康梁政治努力的失败，就没有五四知识分子文化革新的自觉。这里，梁启超并没有提及自己的“新民”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只是强调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所留下的教训对新文化运动有促成之功。有鉴于此，胡适在论及五四运动与戊戌变法的渊源关系时则直截了当地肯定梁启超对新时代文化革新运动的贡献。他指出：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戊戌运动的意义是要推翻旧有的政制而采用新的政制。后来梁启超先生办《新民丛报》，自称“中国之新民”，著了许多篇《新民说》，指出中国旧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许多“美德”……他甚至于指出中国人缺乏私德！这样推崇西方文明而指斥中国固有的文明，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2]。 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而梁启超是最重视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他所发表的大量言论既是救亡图存的呐喊，同时在促使人们文化观念的更新发展和学术转型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对此曾做过这样的评价：梁启超“希望中国人能够思想开放，接受各种学说及具体实现的思想观念。因此，大家都承认他是奠定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及以现代生活眼光重估中国传统价值之基础的先驱者。如果说，没有梁启超，中国人就不会那样早的接受改变，也绝非夸大之词。”[3]梁启超虽未能在有生之年留下太多的具有永久性价值的政治业绩和学术精品，但正如梁漱溟所说：“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4]此乃知人之论也。梁启超不愧为自1898年戊戌维新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领航人。他不仅是中国学术思想现代化的初创者，而且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台湾学者黄克武指出：“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梁启超是第一位主要提倡‘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家，这一取向后来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5] 梁氏学问博杂，文、史、哲、教、政诸领域都有创获，被公推为旧时代的结束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于1902年前后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给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以很大的助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呼声，笼罩了整个近代文学界，其回声既广且长。他关于“文界革命”的认识与实践，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梁启超虽不能说是白话文学的始作俑者，但他那半文言半白话的“新文体”，不失为由文言转向白话的中间环节，是有功于文学革命的。陈子展曾说：“这种新文体，不避俗言俚语，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这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也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6]高语罕也说：“谈到中国新文学运动，不应当忘却梁任公先生的开创之功，他在戊戌政变以后，便大胆地运用西洋文法定文章，极力输入日本和西洋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一切名词和术语，并把日文和西文的作风移植到中国文学，这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的作用。”[7]作为文学革命中坚的钱玄同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8]可见，“新青年”文学革新的主张只是在梁氏基础上更推进一步，他们之所以走得更远，只因时代的演变及站在巨人肩膀上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