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年代。由抗战思想史论，中国的政界和思想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其反侵略的抗战思想，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讨论和认识逐渐清晰化的过程。影响抗战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很多，既有近代中国的历史成因，又有国内政局的变动，国际环境的演变等多重要素。在抗战思想众说纷呈之中，胡适独树一帜，较早由中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角，站在国际关系的高度，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必然性，阐释东亚两个重要国家日本和中国的军事冲突，其背后深层次的是两国现代化努力轨迹的相异性所致。胡适不仅肯定了中国抗战前数十年时间对西方文明接纳的历史努力及其成绩，并且明确指出：“然而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不幸却不为其邻邦日本所喜。日本军人尤其是少壮派老早就认为日本有统治东亚甚至全世界的神圣任务。他们不容许中国统一团结起来，现代化起来。”② 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断了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新秩序；胡适在抗战中期即预言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性质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中国最终会取得胜利，获得“公平和荣耀的和平”。 一 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 众所周知，20世纪20、3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和“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思想文化界论争中，胡适曾讲过很多让时人和后人为之诟病的言论。诸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③；“我们的大病源，依我看来，是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今日”④；“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国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⑤ 以上诸多看来对中国固有文化和近代历史评价言辞偏激的言论，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把它们放在胡适等人所讨论的主题、场景与历史背景，为何这么说？还说了哪些？由此而平实立论，即会发现以上所呈现的只是胡适思想的一个侧面，另外的多个侧面也许更值得去分析总结。胡适留学期间，即潜心于中日关系的探讨，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胡适基于历史学家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有着许多可以肯定的言论。 1926年，胡适因参加英国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于欧游道中向朋友张慰慈痛心倾诉：“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判苏俄！”⑥ 一个月后的11月11日，在剑桥大学的演说中即提出“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的疑问，并且明确回答“中国在近一千年里不是停滞不进步的”，尽管中国的成就“比不上欧美在近二百年里所创造的奇迹般的迅猛进步”，但这种“差别是程度的，而非类的差别”。胡适认为，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是“还有希望，便不必灰心的一个民族，如果能够在人生与文明的一切基本方面发现自己的问题，缓慢而稳健的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也许还可以证明它在一个新文明、新训练之下，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⑦ 30年代初期，胡适还提出了立足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反思基点上的自责反省、自信自救的心理建设是国人必须有的觉悟论。注意到时间逻辑的学者会发现，胡适在《信心与反省》(1934年5月28日撰)、《再论信心与反省》(1934年6月11日撰)、《三论信心与反省》(1934年6月25日撰)等引起较大争议的系列文章后，还有《写于孔子诞辰纪念之后》(1934年9月3日写)、《悲观声浪里的乐观》(1934年10月14写)等文，都是明确肯定中华民国建立以后20年向现代化努力成绩的专论。前文针对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论“最近二十年，世道弥烈，人欲横流，功利思想如水趋壑，不特仁义之说为俗诽笑，即人禽之判亦几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之说，胡适明白表示不赞同社论作者对民国建立20年历史的评价，而认为：“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盈余。”胡适还总结了20年有5个大项的“总进步”。包括：“第一，帝制的被推翻，而几千年托庇在专制帝王之下的城狐社鼠——一切妃嫔、太监、贵胄、吏胥、捐纳——都跟着倒了。”“第二，教育的革新。浅见的人在今日还攻击新教育的失败，但他们若平心想想旧教育是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东西，就可以明白这二三十年的新教育，无论在量上或是质上都比三十年前进至少千百倍……在积极方面，新教育虽然还肤浅，然而常识的增加，技能的增加，文字的改革，体育的进步，国家观念的比较普遍，这都是旧教育万不能做到的成绩。”“第三，家庭的变化。在这变化的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抬高与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五千年来最重大的变化。”“第四，社会风俗的改革。在积极方面，如女子的解放，如婚丧礼俗的新实验，如青年对于体育运动的热心，如新医学及公共卫生的逐渐推行，这都是古代圣哲所不曾梦见的大进步。”“第五，政治组织的新试验……二十多年的试验虽然还没有做到满意的效果，但在许多方面(如新式的司法，如警察，如军事，如胥吏政治之变为士人政治)都已明白的显出几千年来所未曾有的成绩。不过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往往为成见所蔽，不肯承认罢了。单就最近几年来颁行的新民法一项而论，其中含有无数超越古昔的优点，已可以说是一个不流血的绝大社会革命了。”胡适肯定这五项成绩是辛亥以来民国建元后无数维新志士、革命仁人“出了大力”、“冒了大险”替国家民族在二三十年中做到了“这样超越前圣、凌驾百王的大进步”，也是“没有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胡适称赞这二十年“是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因为上述志士仁人，他们“把他们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主义，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吗”？胡适进而认为，“凡是诅咒这个时代为‘人欲横流、人禽无别’的人，都是不曾认识这个新时代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二十年中国的空前大进步，也不认识这二十年中数千整万的中国少年流的血究竟为的是什么”。退一步说，即使社会出现诅咒者说的“最不满意的现状”，也“只是任何革命时代所不能避免的一点附产物而已。这种现状的存在，只能证明革命还没有成功，进步还不够”。⑧ 如果把写于1934年中华民国国庆后两天的《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一文，与写于9月17日胡适为纪念“九一八”三周年的《整整三年了！》相比较，胡适思想复杂性的多侧面形态更能凸显。胡适这厢还在疾呼：“我们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样不中用？为什么我们事事不如人？为什么我们倒霉到这样地步？”“我们应该反省：鸦片之战到如今九十四年了；安南之战到如今整整五十年了；中日之战到如今整整四十年了；日俄之战到如今整整三十年了。我们受的耻辱不算不大，刺激不算不深了。这几十年的长久时间，究竟我们糟蹋在什么上去了？……我们必须彻底的觉悟：一个民族的昌盛，一个国家的强大，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长期努力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下种，才有收获；必须努力，才有长进。”⑨ 也就是胡适强作危言的三个“应该反省”，两个“必须彻底的觉悟”文后二十余日，胡适即在最令人悲观的“最危急的国难时刻”，又提出“如果大家能有一点历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这二十多年来，‘奇迹’虽然没有光临，至少也有了一点很可以引起我们的自信心的进步”。胡适列举了教育革新、辛亥革命以来科学研究机关的设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交通事业的兴办；社会改革在各个层面的展开等多个方面事例，总结到：“我们如果平心估量这二十多年的盘帐单，终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这个民国时期确然有很大的进步；也不能不承认那些进步的一大部分都受了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明白承认了这二十年努力的成绩，这可以打破我们的悲观，鼓励我们的前进。”⑩ 胡适对辛亥革命以来社会变迁所取得的成绩，以一个新的角度予以解释。 较早发表在《民众论坛》的英文稿《中国社会的变革》，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胡适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看法。这篇以早期维新派王韬的一个预言开篇的论文，追述了轮船、火车、西式新书等洋务时代引进西方器物用品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所有中国的社会变动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即新工具或商业的运载手段第一次传入的时期，它们使中国百姓开始接触到西方的那些稀奇方式和新颖的玩意儿。将要被中国人接受的东西首先是物质方面的货物，它们看来比国内产品更能满足日常所需。在整个19世纪里，各种各样的工厂制造品逐渐的进入中国，首先是上层人士的奢侈品，其次是城市生活的必需品，最后是民众的日用品”。胡适细致描述了西方器物进入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历程，分析了新式运输和交通方式“助长了货物的扩散，人口的迁移以及新观念、新习惯之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新技术及金融业和商业交易的新程序和新进程，其到来的速度更是异乎寻常”。(11) 胡适认为清末的社会变革虽然说难以一下子深入内地，但人口向城市的迅速迁移、新式学校教育的兴起、清末政治革命的启动，上述三大重要因素助长了社会变革向四周的扩散。胡适特别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历史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