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1-0055-09 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粮食之重要不言而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保证其军需及民用粮食供应,特别重视对粮食的掠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甚。日本在华北沦陷区,从粮食的生产到流通,采取了什么政策和措施,以增加粮食产量并据为已有的?曾业英在《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① 一文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拙稿《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② 又从其实施合作社的角度进行了具体探讨。日本学者浅田乔二的相关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业资源的掠夺过程》③,着重于对日伪的粮棉收购政策及状况等进行了实证性考察。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华北的粮食生产状况及流通机构、过程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华北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实际状况如何?目前学界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拟主要利用日方当年所作调查及日伪档案等资料,对以上问题作进一步考察,以便对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的粮食生产与流通状况有一个较具体而全面的认识,作为考察当年华北粮食问题的基础。④ 七七事变后,日本相继占领华北的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并不断向周边扩大统治区域。大城市近郊农村及交通沿线村镇逐渐被日伪控制。战争的灾难直接降临到中国民众的头上,华北农村的居民深受其害。除少部分人逃往他乡外,大部分农民不得不在日伪的统治下,勉强维持生计。 近代以来,尽管华北的粮食产量不足以满足华北居民的需求,城市居民所需粮食的大部分主要依靠外国及华中等地运入。但是,华北农村居民的粮食需求还是靠华北当地的生产供应来满足。[1] (p134)因此,尽管日本占领华北后,在沦陷区采取的农业政策,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特别重视华北的棉花增产,对于华北所需粮食当地所产不足部分,自伪满及华中补充,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不得不把华北日军及日伪各机构人员所需粮食求之于华北当地,棉花与粮食增产并重[2] (p777~778)。而日伪控制下的农村,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也以粮食作物的种植为主。从满铁的一些相关调查,可知这是满铁自身对华北农村经济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例如,1941年5月底至6月初,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受日本华北驻军多田部队的委托,为了解七七事变后华北地方经济社会的现状,对日军控制较为稳固的河北省盐山县的望树镇进行了调查。其调查报告即指出,“事变后,由于两次农业歉收及运输能力的降低,获取粮食困难,加之当地棉花的收购价格非常低廉,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失去均衡,因此,最近棉花种植剧减,取而代之的是自给性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增加”[3] (p32)。另据满铁调查部华北经济调查所对河北省石门市郊区农村柳辛庄的调查,七七事变后,各种形势的变化使农民认为种植棉花不利,曾经以植棉为主的农户纷纷改种粮食,1941年,粮食作物的种植比率更达到了84%,其中,小麦种植比率为26%,小米为31%。[4] (p66~68)详见表1。 表1 按耕种规模划分的不同农户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亩)及比率(%)
资料来源:滿铁調查局:《食糧生産地帶農村にぉける農業生産関係並びに農産物商品化——河北省石門地区農村実態調查報告》,1944-6,第67~68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耕地大户粮食种植的比率要小于中等规模以下土地耕作者粮食种植的比率。具体来看,粮食种植的比率,耕种50亩以上土地者为75%,30~50亩、20~30亩、10~20亩、5~10亩、5亩以下土地耕种者分别为:81%、81%、85%、89%、94%。再看该村按农作物种植的种类来划分的农家户数及比率,种小麦的农户占总户数的91%,种小米的占94%,种甘薯的占70%,种玉米的占51%,种棉花的占50%。可见粮食作物的种植普及率要高于棉花。详见表2。 表2 按耕种农作物类别划分的农家户数及比率
资料来源:満鉄調查局:《食糧生産地帶農村にぉける農業生産関係並びに農産物商品化——河北省石門地区農村農村実態調查報告》,1944—6,第68页。 从上表可以进一步看出,大部分农家都种植小麦、小米,粮食作物的种植在农户中很普遍。但棉花的种植却集中于中等耕种规模以上的农家,耕种5亩地以下的农户中,只有16%的农户种植棉花,这类农家的大部分农地都用来种植粮食,说明在可耕地有限的情况下,种植粮食,以确保自己的食物来源,仍是农民的首选。日伪控制的农村大多在城市近郊及铁路沿线,石家庄市郊区农村的粮食生产情况在华北沦陷区农村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这种粮食种植比率的增加,并不等于粮食种植面积及产量的增长。因为,日本的军事侵略和日伪政权的统治,对华北的粮食生产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减少上。小麦是华北地区最重要也是播种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1941年兴亚院政务部所作调查便提供了华北1939年至1940年的小麦产量,详见表3。[5] (p4) 表3 华北小麦产量变化表(单位:千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