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5—0076—15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曾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这一节日既是纪念孙中山的重要时间符号，又是国民党动员民众、宣传孙中山崇拜及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时间载体。目前除少数介绍植树节来源的文章及概述某一地区植树节与造林运动状况的论文外，① 对于植树节本身的节日内涵及政治功能的学术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本文力图从植树节仪式与植树造林宣传活动入手，考察国民党如何透过植树节进行民众动员、推广孙中山崇拜并传输意识形态，进而探讨国民党对民众的宣传动员与控制方式，以深化国民党统治权力技术的研究。 一、纪念日功能与新植树节的诞生 在时间的社会建构中，纪念日和节日是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记忆的时间符号。就人类发展史而言，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或某一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符号，它凝聚着特定的文化或政治内涵，成为族群、民族、国家或地区认同的重要标识。时间符号在国家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功能，甚至成为国家传输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研究法国国庆节作为时间符号被政治化建构的过程及其在国家认同中的功能。[1] 政治学家利普塞特则强调个人纪念日是政治象征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构成全民共同的政治象征、促进全民对政治的认同具有积极作用，如美国崇拜华盛顿的全国性仪式及假日就是典型的例子。[2] 事实上，中国在推广人物崇拜时形成共同文化的历史更为悠久，孔子等人的诞辰纪念日就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时间符号。总之，在人类历史上，纪念日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与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 中华民国成立后，确定了“双十节”等纪念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强化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建构，设置革命系列纪念日，其中最多的就是孙中山纪念日，它由一组时间序列符号构成。一般而言，某一时间被确定为时间符号，是根据这一时间所承载的特定意义，将这一时间与某个突出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让抽象而又平常的时间具体化、神圣化，通过年度周期仪式实现社会时间的节奏安排，并通过表述特定的观念而达至普通民众对象征符号的接受，从而营造权力格局和国家认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就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以及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起义日、就职日等一系列时间序列符号，从而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的历史人物。但是，国民党并不满足于每个纪念日都只呈现一种形式，而要对其进行再“制作”，让每个纪念日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使民众在纪念日活动中形成深刻记忆，达到纪念孙中山、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植树节就是国民党为推广孙中山崇拜而塑造的特殊纪念日，它将植树与纪念融为一体，既有效地推动了全国植树造林运动，又在植树实践中推广了孙中山崇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各地党部就组织了规模宏大而隆重的追悼纪念仪式，仅北京中央公园10天的公祭仪式，各界前往参加并签字留名者就达746823人，[3] 实际参加人数应超过这一数字，全国各地追悼会参与者总计则约数百万。② 这是一次广泛的社会动员，不少人由此了解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及国民党，甚至有部分人士在追悼仪式中加入国民党。③ 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的巨大社会动员功能，为国民党以后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启示，此后，每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国民党均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但是，因孙中山纪念日太多，如果纪念仪式雷同，就会失去对民众的吸引力，影响纪念意义的呈现与宣传绩效。为此，国民党对每个纪念日的定位进行调整，其中与其他纪念日最大不同的就是逝世纪念日，国民党将其定为植树节，使逝世日具有了全新的面目与实践功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国民党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定为植树节，主要因为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植树造林的政治家。1893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急兴农学，讲求树畜”，以强国家。[4] 1915年，孙中山提议以每年的清明为我国的植树节，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规定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以后孙中山又反复强调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时再次指出：“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5] 因此，植树造林就是贯彻总理遗教，就是建设国家，这是将纪念孙中山转为政治实践，具有重大意义。正如1928年何香凝所指出的：“我们在此地所种的树木，将来要接受大地的培育蔚成森林，好比我们同志接受总理三民主义及遗教来造成簇新良好的中华民国一样。”[6] 中国自古有宅旁村边植树习俗，更在庙宇祠堂栽樟、柏，坟茔墓地植松、柏以示郑重纪念，植树纪念逝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早在《周礼·冢人疏》中就有详细记载。尽管植树节是从西方引进，但对于中国人而言，植树具有象征生命延续之意更多地源于传统。当时人对植树纪念孙中山就是这样认识的：“凡物之可以纪念，则务须求永久而不易消灭者为上”，但没有生命力的事物虽可为永久纪念品，却因其无生命而枯燥无味，不如有生命力的生物，而“生物中之寿命较长者”则只有树木，“其年龄最高者达六千余年，而仍能维持其生命”，而且“人去树存，睹树思人，而人亦垂留于千载后世”。当人们看到“路树青葱”，自然会想到受到的荫泽，因此，植树可以使“总理虽死，总理之精神当永久留存于千载后世之市民脑海中矣”。[7] 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其重要的意义即在此。从中央到地方，植树节宣传中都有“孙中山精神不死”、“总理虽死犹生，总理的精神不死，浩气长存！”“要想总理精神不死，我们一定要让树活！”等标语或口号。[8] 1929年3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农工商周刊·植树特刊》的首篇文章即为《孙总理精神不死》。上海各界举行公祭典礼时，横幅为“总理精神不死”，而植树典礼会场的横幅则为“十年树木增长滋荣，总理精神万古不朽”。[9] 精神不死与树木常青紧密相连，这是中国传统纪念形式的延续，是国民党对传统资源的征用，它使植树节具有强化纪念孙中山的象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