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5—0035—08 “五四”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长久不衰的学术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思潮变化急遽，在80年代，“新启蒙”思潮凯歌猛进，90年代以后，则先后出现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和自由主义的言说，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则是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复兴思潮。而这些不同思潮都追溯到“五四”，从五四思想中寻找活水源头。因此，20多年来我国学术思想界阐释“五四”的主导话语，也随着文化思潮的变迁，从“思想启蒙”转变为“文化复兴”。本文拟对新时期20多年来的“五四”阐释，作一个宏观考察和简要述评。 一、概念的分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 “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概念，即指五四时代或五四时期；这个时期以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命名。其次，“五四”也指五四运动，以及与它相关联的文化活动或历史事件的集合。“五四运动”是个涵盖面很广、意义宽泛又有歧义的概念。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在其名著《五四运动史》的“导言”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梳理。正如他所说的，对“五四运动”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概念是否包括了学生及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方面？[1](P3) “五四运动”一词是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事件后出现的，其最初含义是指这次“五四事件”。因此，历来有人对五四运动作狭义的理解，认为它专指学生爱国运动，不包括新文化运动。 但多数人则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 认为它既指以1919年“五四事件”为代表的学生爱国运动，也包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这种观点几十年来在我国政治思想界和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把“五四”或五四运动的精神和意义概括为反帝反封建，就涵盖了这两种运动。 从历史看，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政治运动是前几年思想启蒙的结果，而学生运动又推动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只有把二者包容于一体，才能真正揭示那一时期的历史巨变。显然，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 但是也必须看到，五四学生爱国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各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和使命，把它们统一起来，容易导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独特意义理解的偏差：或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民族主义的理解，而模糊了它的思想启蒙的历史意义；或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爱国政治运动的一个环节而包容于其中，在政治革命的大框架内来定位。以前我们讲五四运动史，基本上是采用这个论述框架。 20世纪80年代“五四”阐释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理解的前提下，进一步区分“五四”或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政治运动，厘清了二者的区别与关联，从而彰显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在当时的“新启蒙”对“五四”的推崇中，突出了“五四”的思想意义、启蒙意义，重新明确把新文化运动归结为思想启蒙运动。 这种区分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2] 这个论断以二者对立的极端形式，把救亡与启蒙二者鲜明地区分开来，影响很大。但是，由此也造成了对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紧张与歧解，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或救亡促进启蒙的纷争。与此同时，胡适晚年关于政治运动干扰文化运动、使文化运动中断的观点，也随之再度流行。因此，政治与文化、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尤其是五四启蒙的结局问题，成为“五四”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关于五四启蒙的结局问题，大体说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启蒙中断论流行；90年代初，反中断说出现。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中断论与承续论两种观点的对立和论争。 五四启蒙中断的观点，其实早在五四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胡适在1923年12月就说过：“《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3](P217) 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也是以此论为前提的，即认为五四启蒙的任务未完成，所以要发动新启蒙以继承其未竟之业。 80年代启蒙中断论的理论阐述，主要在于阐释启蒙中断的原因。影响最大的就是“救亡压倒启蒙”说；代表人物除了李泽厚，还有美国学者薇娜·舒衡哲。[4]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启蒙是为救亡服务的，是救亡的方式、手段，二者既不是对立也不是并列的关系。其实，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乃是说救亡的政治斗争压倒启蒙的文化运动；政治斗争与启蒙运动都是救亡的方式，说一种方式压过另一种方式，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中国的救亡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运动，而启蒙虽然最终为了救亡，但它是通过建立民主制度这一中间环节的，即启蒙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建立民主制度，通过这一目标而达到民族振兴的根本目标；启蒙追求的是民主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救亡与启蒙的纠缠即表现为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纠缠。总之，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义，即形式上政治斗争挤掉了文化运动，性质上民族主义盖过了民主主义。且不论历史情境如何，从理论上看，这一观点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