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又一次敞开国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马华文文学）随之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阈。从1982年起，中国大陆基本上每隔两年召开一次规模盛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到20世纪末即1999年10月的泉州华侨大学年会为止，刚好举行了10届①，并出版了10本论文集。不过，真正将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马华文文学）纳入研讨范畴还是1986年12月底在深圳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头两届年会都以“台湾香港文学”为主。从历届研讨会论文集来看，涉及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别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多，显而易见，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无疑是大陆对海外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镇。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关注，首先是从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作家作品评介开始的，这是因为新加坡华文文坛较早与大陆文坛开始了交流合作，1979年以黄孟文博士为团长的新加坡作家代表团首次出访北京，带来海外（主要指新加坡）的华文创作讯息，新华文学由此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马华文学② 严格说来是90年代初才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在此之前，对马华文学的研究几乎都是和新加坡华文文学附在一起讨论），199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废弃了对中国大陆的禁令后，翌年以云里风为主席的马华作协正式来华访问，与中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和马华文学研究者作了广泛的交流。马华文学后来者居上，和新华文学一起迅速成为大陆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热点。正如钦鸿和古远清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自80年代初兴起以来，发展至20世纪末，呈现出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态势，是所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最受重视的一支③。 中国大陆没有专门的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机构，一般都是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大框架里进行，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省份都已经成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基本上呈现出由沿海向内地拓展之势④。研究队伍也逐渐壮大，许多青年才俊加盟，带来思想意识与研究方法的转变。大陆的文艺刊物中，除北京的《四海》（后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福建的《台港文学选刊》外，广东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和江苏社科院主办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后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都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学报亦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华侨大学学报》、《暨南大学学报》、《汕头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等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也经常复印相关论文。另外，香港的杂志如《香港文学》、《文学世界》、《文学世纪》等也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文章。除了单篇论文的发表之外，还有一些类文学史/文学史专著以及辞典辞书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综观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近20年来的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用“成果丰富”、“成就斐然”来形容并不为过。为了描述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论述：一、作家作品的评介和作家、思潮、流派的综论；二、类文学史/文学史专著的出版和辞典辞书的编写；三、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方法论的转换。 1979年，曾敏之在《花城》第3期上发表了通讯形式的《新加坡汉语文学掠影》，打开了关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窗口，自此评论介绍新（马）华文文学的文章不断。不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止，或者说头十年，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都是以推介作家作品为主。这是因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作品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对它们的研究文章大部分不得不停留于推介作家作品这个粗浅的层次上。 作家作品的推介文章，比较重要的有陈贤茂的《散文创作的新尝试——读杜南发的散文〈海上〉》、《对传统的怀恋与对现实的省思——读〈归去来兮〉和〈繁华边缘〉》，陈实的《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云林的《读〈秀子姑娘〉》，李元洛的《海外的中国管弦乐：读新加坡诗人周粲的〈管〉与〈弦〉》，翁奕波的《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刘思诗歌赏析》，蔡师仁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轨迹的探寻——〈新马文学史论集〉评介》等等。 正是随着这些评介文章的出现，大陆文坛和读者逐渐对新马华文文坛的作家作品开始熟悉起来。初步统计，这个阶段研究涉及到的作家主要有：刘思、苗秀、姚紫、韦晕、梦平、田流、流军、黄孟文、杨松年、蓉子、尤今、孟紫、周粲、贺兰宁、王润华、淡莹、郭永秀、彼岸、杜南发、牧羚奴、孙爱玲、蔡欣、方北方、姚拓、吴天才（江天）、戴小华、田思、甑供、孟沙、李忆莙、云里风、雅波、小黑、严思、吴岸等等。这些作家作品并不是经过严格挑选而来，作品艺术质量也良莠不齐，大陆学者很多时候是随手拈来加以评析，难免造成许多应景之作，甚至有无端拔高之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新马华文文学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的资料十分难得，并且被得到后又大都在私人圈内流传，没有进入公共流通领域如图书馆之类，无法形成遴选机制。另外，对于一些实在可以称作为“习作”的作品，许多大陆学者同情成分多于学理思考，认为这些华文作家在那样一种艰难处境中还坚持华文写作，实属不易，我们应少批评揭短，以弘扬这种精神，传承华族文化血脉。结果，不可避免地遭到尖锐的批评：大陆学者“大抵是随意地、孤立地谈论某一作家作品，在这当中，还明显地表露出诸如狭隘的党派政治倾向、极端的意识形态观念，迎合现实政策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以及商业广告式的吹捧等等”⑤。虽不无偏激，但确实道破了大陆的新马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弊端所在。 这些推介文章中，当然不乏审美艺术水平较高而又能实事求是评价的赏析之作。比如对新加坡诗人周粲的评析文章中，李元洛的《海外的中国管弦乐：读新加坡诗人周粲的〈管〉与〈弦〉》⑥ 和杨义的《新加坡诗坛上的“周粲体”》⑦ 就是相映成趣并互相阐释的佳作，前者作为作品赏析，深入解读了诗人周粲的单篇力作《管》与《弦》，称之为“海外的中国管弦乐”所演奏的绝响；后者则将周粲的诗风加以概括，不惜起用了相当有学术分量的术语“周粲体”，并从“童心的眼光，中年人的省悟”、“蝉萤莲月的意象翻新以及萧笛琴筝的意象结合”、“东西交融的语式组成沉郁清远的境界”三个方面分析了“周粲体”的独到之处。应该说，周粲的诗作是担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特别是“周粲体”经过杨义之笔的渲染，后来竟成为新加坡文坛的流行语。再如陈实的《艺术的勇者和雄者》⑧，介绍“新加坡有史以来最令人瞩目的艺术家”牧羚奴（陈瑞献），浮光掠影，寥寥几笔，凸现了牧羚奴在诗歌、小说、绘画和篆刻等方面的天赋，使人不由不对这位被誉为新加坡“现代文学巨擘”的天才肃然起敬。这是大陆第一篇全面介绍牧羚奴成就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