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9-0098-06

      1945年8月光复后的香港，由于恢复了港英政府统治的传统，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香港光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影响的左翼文化力量和国民党文化势力都全面进入香港。但在占领战后香港的文化、宣传阵地上，共产党要比国民党成功得多。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力量成功构筑了一个主导作者、编者、读者及其公共空间的影响、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下运行得异常顺畅。而国民党的文化营垒几乎布不成阵。左翼文化力量在香港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香港的和平环境有组织地展开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全面诠释、宣传，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置于马、恩、列、斯的学说脉络中来充分肯定毛泽东《讲话》的现实价值，并且通过将方言文学、粤语电影等纳入“革命化”、“大众化”轨道来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二是以较大声势开展大批判运动，例如对沈从文、钱锺书小说的批判。“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路，以政治宣判替代文学讨论的做法，都已被贯彻在当时的批判模式中，而对“五四”后新文学的评判，与后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已相当一致了。三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左翼文学的气氛，使外部批判自然演化成了自我批判，作家们自觉地从“文艺是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立场上反省自己的创作如何偏离了“主流”、自己写作动机的不纯和艺术上的“‘唯美派’的不健康的倾向”①，表示今后要深入大众生活。这样的反省已包括了作家自我教育思想运动的基本内容。当时，很有影响的香港四大副刊（《华侨日报·文艺》、《星岛日报·文艺》、《大公报·文艺》、《文艺报·文艺周刊》）从1948年中期至1949年的一年半时间里，就发表了37篇论文，内容涉及上述三个方面，28名作者则几乎全是左翼文人。上述内容，成为日后中国大陆文艺模式的某种前奏。而这一切，构成了此期香港文坛“文化政治”最主要的背景，也直接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文坛左翼、右翼营垒分明的对峙格局。

      但必须注意到的是，由于香港文坛并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此时左翼文学的强大亦未影响香港体制的根本性改变。所以，50年代后的香港文学反而出现了容纳被左翼文学排挤的其他新文学传统的情况。除了左翼传统在北京、上海等地进入体制而成为中国大陆文学主流外，“五四”后另外几种主要的文学传统——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通俗文学传统、坚守艺术本分的传统“全都转移飘零到香港”②（其实并非只是转移到香港，也有转移至台湾的），而左翼文学传统在香港也仍有影响。这几种文学传统跟香港本土文学力量结合在一起，改变了此前南来文人的“中原情结”总跟香港文学本土化进程发生冲突乃至对峙的局面，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格局开始形成。

      1949年前后，二百多位旅居香港的大陆左翼文化人士北返，而一些右翼文人则陆续南来，香港再次出现“移民潮”。跟以前南来作家不同的是，此时相当多的南来作家，如徐、力匡、南宫博、秋贞理（司马长风）、刘以鬯等，自此以后定居香港，其过客心态逐渐削弱，其创作也逐渐融入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之中。同时，南来文人有不少是新闻业者和学者，前者促进了香港文学中报栏文章体的发展，后者不仅形成了香港学者作家的创作传统，而且其“使命感和生活需要后来促成十多间专业学院在香港的惨淡经营”③，包括后来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联合、崇基三所书院，以及现在称作大学的岭南学院，改变了50年代香港大学一枝独秀的教育格局，构建了跟香港文学互动的中文大学校园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激情和民族意识强烈的“故国之思”，提升了香港这一殖民性、商业性城市的文化品位。这种文化生态是有助于香港文学的生存发展的。

      正是大批作家的南来，使得香港作家在战后冷战格局中的人生抉择，成为内在沟通香港文学跟内地文学、台湾文学的一种联系。不同政治势力的对峙构成着此时作家创作的社会大背景，但在整体上尚无体制性力量迫使作家政治化，这给香港作家提供了寻求创作的“自我”的历史可能性。南来作家在身心无依境地中创作的“突围”既呈现出政治对文学的牵制和文学对政治的超越并存的情况，又有着对香港工商社会人文生态的调适和抗衡。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将香港文学和中国内地文学在互为参照中纳入了同一格局。

      这一时期香港左右翼对峙的状态，实际上是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时期在东欧展开争夺的“翻版”。美苏双方“都将这场斗争视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甚至人类社会未来的竞赛和抉择”④，因此其对峙是激烈的。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受其资助和影响的有友联出版社（1951）、人人出版社（1951）、亚洲出版社（1952）、今日世界出版社（1952）等，它们出版的《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半月刊）》、《祖国（周刊）》、《人人文学》、《亚洲画报》、《今日世界》等刊物都被视为美元文化的产物。而50年代初期来港、身负左翼政治和宣传任务的人士，或为祖国大陆宣传爱国意识的南来文人，则以《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左派报纸副刊为阵地进行写作，同时也创办了《良友画报》（1954）、《文艺世纪》（1957）、《青年知识》（1959）等刊物，复刊了《文坛》（1950）等刊物，成立了以“三联书店”为首，包括南国出版社、三育图书公司、南苑书店、新地出版社、上海书局等在内的出版“网络”。左右翼两大阵营的对峙，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