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上海 2007年9月，贾平凹一直在忙3件事：新作《高兴》出版，81岁的母亲去世，新任陕西省作协主席。 《高兴》其实不高兴 “《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一步步离开土地的过程；《高兴》接着写了他们离开土地在城市里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写完小说回商州老家给父亲上坟时，贾平凹流着泪对父亲说。 《高兴》是贾平凹的第13部长篇小说，历时3年，修改5次，手指磨出了一个大坑。最难的时候，写了十多万字，感觉不对，又全部推倒重写。 跟贾平凹之前的小说都不一样，《高兴》是一部完全建立在真实基础上创作完成的小说。在两年时间里，他采访了近百位在西安拾破烂的商州同乡。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有原型，所有的人物经历和细节都在现实生活里发生过。 南方周末：《高兴》里的主人公刘高兴的人物原型现状如何？ 贾平凹：他现在不拾破烂了，主要是在卖煤。他真名刘书祯，他家和我家关系很好，还沾点亲戚。小时候我们常一起玩，后来我们又是同学，中学毕业以后，我回农村劳动，他参军去了东北。后来我读大学留在西安，他从部队复员后回了老家。 我写《秦腔》时，以书祯为原型写的“书正”，他3年前来西安打工，到我家找我聊天，我才知道他是投奔儿子进的城，先是收破烂，现在和儿子一起给煤厂卖煤，老婆后来也来了西安，一家人算是在城里安了家。 南方周末：他对这本小说的影响有多大？ 贾平凹：如果不是他在拾破烂，我就不会关注这个行业，也不会写这本小说。我在西安生活了三十年，经常看见他们，和这个群体也打过交道，卖些旧书、杂志、报纸什么的给他们，但我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了解。 听他讲的故事多了，我就想写他们的命运和经历，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从写作上来说，我在《秦腔》里写了农民离开土地，“废乡”，那么就再写一部离开土地进城的农民的生活吧。 南方周末：把一个真人写到小说里，他是哪一点吸引了你？现在有记者去采访他，这会对他的命运产生影响吗？ 贾平凹：我这位同学与众不同的是天生乐观，幽默风趣，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那些知识分子朋友都很喜欢和他聊天。 他没有电话，只能通过另外一个人找到他。其实，他知道我以他为原型写小说，他也开始为我写文章，把我们少年时期的经历写了出来，虽然是记流水账，但文笔生动。 《高兴》发表、出版后，电视台和报社记者都在找他采访，这或许能帮他找个比卖煤好点的工作。 南方周末：除了同学外，你还采访了哪些人？ 贾平凹：光了解一个人的经历是不够的。我一位朋友的亲戚也在西安拾破烂，我们去西安南郊的村庄里找他，没找到，却接触到许多拾破烂的人，看到了他们住的地方，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后来我们又去找他，这次见到了。他在建筑工地拾破烂的时候被人打过，还被人骗了300块钱，这两个细节后来被我用到了五富身上。 严格地说，我是以同乡的身份去看他们的，而不是采访。我没有带笔和本子，也没有带录音机，就是带了香烟，进他们的屋，坐在他们的床上，听他们的故事。渴了拿起他们的碗就喝水，饿了端起他们熬的包谷稀饭就吃。还帮他们解决困难。这样他们才把心里话跟你讲。 这些人在城市里非常寂寞，在街道上拾破烂很孤独，一旦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特别热闹。大家聚在一块，说说笑笑，唱唱跳跳，有说有骂，欢乐无比，生活味道特别浓。 因为孤独，他们非常愿意交流，但在态度上你必须非常尊重他，你不能冷漠，不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他，他才愿意聊天。我态度很诚恳，人家能看出来。 南方周末：既然有如此扎实的采访和素材，为什么小说那么难写呢？ 贾平凹：还是我自己没有想好怎么把握小说的情感和态度。听了许多拾破烂的同乡在城里受歧视、被欺负的经历，我心里非常压抑。他们中间有我的同学和朋友的亲戚，我就想，如果我那时候没有上大学，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离开乡土进城打工拾破烂？像他们一样被人欺负和歧视？ 在写作过程中，我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对城市的不满、仇恨、怨天尤人带到作品里去，一直写了十万字，我感觉自己的写作带了偏见，这会导致对时代的本质看不清楚，就把稿子烧掉，重新再写。后来也经常写不下去，我又去找拾破烂的朋友谈天说地。另外在写法上，我想和《秦腔》拉开距离，如此反反复复了几次，直到第四稿才基本成形。 南方周末：在小说里你写道：欺负民工最凶的是民工。这让人很吃惊。 贾平凹：进城的人太多了，工作机会又不多，人人都要为生存而打拼。欺负拾破烂的人大都不是城市人，城市人都不理他们。欺负他们的都是同行。这和国外一样，国外华侨告诉我，很少有外国人欺负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外国人心里没有你，或者瞧不起你，和你不搭界。 他不是闰土 2007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透露，全国农民进城打工者已经有1.5亿，如何让他们从农业劳动者变成工业、服务业的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和工资水平，让他们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解决户籍问题、住房问题、子女上学等，是政府的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