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华主持）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5X（2007）05-0030-04 金圣华（以下简称金）：为什么那么年轻就开始创作？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王院长、金教授，还有海洋大学老师们同学们午安。本来去年就该来这的，王蒙院长在香港的时候已经跟我说了，常常到青岛来。青岛是我很向往的地方，我早就知道青岛很美，夏天很凉，还有很美的风景，最令我高兴的是路两旁都是花，开得那么美，我喜欢花，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花不可思议，花是上天送给人间最美的礼物，会有这么美的颜色和形状，一路看来真的很高兴，心花怒放，看到青岛的花，我也真的心花怒放，非常非常高兴，真的难怪都到这个地方来度假，难怪我们院长每年要来两次，到这来我睡的很好，很难得，我睡眠很难睡得好的，我大概轻松了我想，整个的感觉，整个的氛围，我真的羡慕同学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在这。 从小怎么创作的开始，我有一个特殊的童年经验，生了一场重病，按理讲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是肺病，那个年代，抗战年代，可以说是“谈唠色变”，那个时候肺病很难治的，而且大家一听是肺病，简直就是避之不及，我小时候就感染上肺病了，一病就病了四年多，可以说我的童年就病掉了，那个小孩我看大家出去都在外面翻跟头，玩啊，都在外面踢球啊，我给关在家里被隔离，本来我在家里面，我记得是很得宠的，小时候，好像一隔离以后，我心里就非常的闷闷不乐，我想在这种环境下幻想就特别多，小孩就变的很敏感，个人孤独了嘛，刚刚我在车上跟王蒙先生谈起来还说，我们写作可能是小时候没东西玩，不像现在那么多可发泄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看连环图，现在叫小人书，那时我们叫连环图，所以有很多幻想，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写作的根。那个时候我家有个大师傅，烧饭的，他很会讲话，能言善道，喜欢看演义小说，隋唐演义等。我就每天在那里听，樊梨花啊，薛丁山啊，他的口才好的不得了，绝对可以做个职业说书的，我想大师傅应该就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我的一些真正的启发就是从这些故事这些演义里来的。小时候生病很多地方不能满足，所以就自己去创作一个世界来满足自己，所以就有了写作的冲动。 王蒙（以下简称王）：小时候我的姨妈经常给我的作文进行指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常给我的作文进行拔高，老师出的题目就是风，就是描写北风在怒号，当时已经会说这种话了，但是光说这个不行，我姨妈最后给我加上“风啊，把这大地上的黑暗全部吹走吧”我就问姨妈什么叫黑暗，她就说你甭管什么叫黑暗，你就这么写没错，果然写完之后效果极佳，这几句话老师加了密密的红圈，认为我八岁就已经有志于吹走大地上的黑暗。我跟白先生1985年第一次在柏林见面，后来多次机会包括在台湾，在北京，在香港有多次机会见面，我觉得一块谈谈会是很好玩的事情，我最近刚翻译印度驻华大使的诗，里面有一首诗说，我们都是这些面包的碎片，但是被同一个历史的烘烤机所烤，但是我们俩是两面一起烤的，不是烤的一边的，我是在大陆这边的，像我这走上文学的道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非常浓，虽然非常的浓，但我仍然与白先生有同感，仍然有这种寂寞的感觉，譬如说有爱花的感觉，我对花有痛惜的心情，我看见花开的时候，我揪着一颗心，我就觉得花很快就要落了，所以我觉得只有写作才能把对花的记忆，对花的热爱，对花的情感留下，而且我要写出花来，我要开花，就这么写起来了，但是现在也已经是花瓣凋零。 金：当年我小学的志愿就是当作家，一辈子过来了，到了现在小时候的梦还没圆呢，就变成文学翻译了，一半是创作。小时候看的书跟白老师也很像，而且我也很想写小说，在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尝试过写小说结果也没当成小说家到今时今日，所以我想问你们是如何把理想付诸于实行，怎么样把热情、愿望付诸实行。 白：我想写作大概都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自己有一个理想，看到现实、社会、人生，有很多缺陷，很多不满，想自己去创造一个世界，一个作家的不同在于，他能够用文字把心里的世界创造出来，他用文字可以复制他心中所认为的人生，反映出他心中想的东西，对文字的敏感度，还有就是要敢胡思乱想，小说这个类型，英文它是用的虚拟的、假的来翻译的，小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像《红楼梦》，曹雪芹一定是经过《红楼梦》那一类的生活，真跟假之间那种结合，一个作家能够写出来可能他心中有真的感受。作家对生命的惋惜、爱惜特别深，他要把对整个人生的联系要快点记录下来。法国的《解放报》问我为什么创作，我直接就答出来了，我说我创作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中无言的痛楚变成文字，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生过病，我对别人心中的说不出来的一种疼痛特别敏感，就想用文字替人把它写出来。 金：如果一个人生活太幸福了，电脑里也有虚拟世界，真亦假假亦真，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很难创作啊？ 王：我刚才听白先生说法国《解放报》的问题，我也被问及，我的回答实在是太一般的，我就说因为生命太短促而且太美丽。第三世界的作家回答的都很严肃都很正规。我看到有些像非洲的作家，像中国的巴金、丁玲、马烽，巴金就说我因为痛恨黑暗，同黑暗作斗争；丁玲就说要追求自由，追求解放，追求新的生活；马烽就说因为开始写作是在日本侵略军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时候，所以我要抗争。西方有些国家他就没有很认真，有人说因为别的事都没干成，后来我想也有理，如果他是总统，他没有时间写作，也可以不去写作，如果他是卡恩（德国守门员），他也不用写作，他既不是卡恩，也不是总统，也不是比尔·盖茨，再不写点东西，实在无乐趣，当然这是玩笑话。刚才金老师说一个人在太满足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写作的欲望，但是我认为世界上有些东西太满足本身就是不满足。为什么呢？在你太满足的时候你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你的这个满足会消失，你不可能永远满足，你不可能满足一百年，一千年，但是你希望你永远满足，其实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太伟大了，我是完全参与过了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那时候的青年人对一切都充满信心，认为地上的天堂就是指日可待。我觉得这样一代年轻人能够赶上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是一种福分，是一种机遇。与此同时我又敏感地感觉到这种理想与现实不可能永远打成一片，我预感到这种高潮化的激情是不可能持久的，一种高潮化的一种美梦一般的激情化的生活要离开我们。所以这种最大的满足就是最大的不满足，我生怕青春也会离开我们。从历史的境遇上来说，我与白先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某些东西实际上又是一样的，但在作家对与生命的软弱，对花开花落的敏感与痛惜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