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戏剧，是学界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一场主题学意义下的规模持久、自觉的革命戏剧创作热潮。具体是指：创作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抗战结束，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记录“九一八”历史事变的史实，揭露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残暴兽行，反映东北军民英勇抗日的戏剧作品。“九一八”戏剧的发生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产生重要意义，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进路。对“九一八”戏剧作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可以对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供诸多建设性启示。 一、“九一八”事变与戏剧艺术的碰撞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袭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即在几天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至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从此把东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做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涌现出东北义勇军等各种抗日武装。 在文化界，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人士开始以各种文学形式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反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戏剧作为一个比其他文艺形式更具战斗的社会功能的艺术门类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历史责任。 翟君石对戏剧艺术在当时社会发展形势中的独特性曾做过这样的论述：“为了鼓舞民心士气，大力提倡，以作文化宣传的工具，因当时物质缺乏，财力拮据，无法大量制作电影，外国影片的来源有限且当时国人知识不足，未必能看得懂，话剧出自本土，可就地取材，演出成本低，最适合当时环境，因此戏剧的发展应运而生。”① 的确，在一个“国人知识不足”的农业国度，“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全民处在一个感时忧国的激愤状态，象牙塔内的东西已不复适用，形势要求文艺当由书斋向街头延伸，于是以直观、可感和通俗、便当为重要艺术特质的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等戏剧形式尤为观众所欢迎，更能发挥文艺的宣传鼓舞的社会功能。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客观需要和戏剧的艺术社会功能、艺术门类的独特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戏剧艺术主动地肩负起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自觉地去与时代共患难，戏剧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涨，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创作的戏剧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最早的“九一八”戏剧产生于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激励全民族抗日救亡，激发爱国武装的抗战斗志，尚未沦陷的哈尔滨，便即时排演了表达中国民众爱国抗战精神的《怒吼吧中国》（凝秋编剧）和以朝鲜亡国、中苏边境战争为题材的《山河旧》、《韩光弟之死》（均为侯曜编剧），成为“九一八’戏剧文学的前奏与先声。而“九一八”戏剧的开山之作，当是健硕（金剑啸）的独幕剧《海风》和潘富玉的独幕剧《最后一课》。《海风》中的故事，发生在行驶于辽宁营口海面的一艘货轮的甲板上，其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日军进攻并占领营口之时。据陈觉编著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记载：“九月十九日午前五时三十分，驻屯大石桥日军四个中队急行军去营口，上午八时侵入市内，先占领练军营，解除我军六百人之武装。”② 由此可知，《海风》中所反映的种种社会场景，便发生于此一时段：当众水手在甲板上休息聊天之际，营口方面火光腾起，日军开始在此烧杀掠抢。心怀家乡沦陷之痛的水手们一致决定杀死日本船长和大副，去当兵抗日。不料遭到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账房先生的阻拦，又遭到日本船长的辱骂和喝斥，他们在先枪杀了一名水手后，随即对水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赤手空拳、愤怒至极的众水手英勇无畏，与手持武器的日本船长和大副展开了生死搏斗，最后杀死了日本船长和大副，夺下舵轮，在铲除异族侵略者的胜利汽笛声中，走向了抗日的战场。《最后一课》的作者潘富玉当时是年仅15岁的学生。作品模仿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东北的苦难现实。故事发生在日本军队占领下的东北某地一小学校教室内，教员面对20多名小学生，述说着亡国的哀痛，抒发着对侵略者的愤怒：“我的孩子们！你……你不知道？昨天日本派来许多日本兵将我们的辽宁侵占了。他们不许在学校内教中国文字，只许教他国文字。你们的先生就到今天，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天中国文课了。”在侵略者的枪声中，教员哭泣着，在黑板上写下“中华民国万岁！”然后在学生们“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中结束了最后一课。 两部剧作均发表于1931年10月25至29日的《国际协报》，距“九一八”事变发生仅有月余。作者敏锐地撷取了当时的重大社会主题，真切展现了中国民众昂扬不屈的抗战精神和意志，抨击了不抵抗主义者和洋奴们的丑恶行径。剧作者对题材与主题的发掘，达到了特有的深度，戏剧技巧比较圆熟，语言洗练而富性格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海风》、《最后一课》发表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全面占领了东北，这一地区的“九一八”戏剧失去了其应有的创作环境，此后若干年间不再存有。但随之而来的是关内“九一八”戏剧文学创作热潮的兴起。 此时众多的戏剧家肩负民族救亡的使命，创作了一批极富感召力的“九一八”戏剧。田汉的《乱钟》、《扫射》，集体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胡底的《沈阳号炮》，于伶的《秋阳》、《打回老家去》、《一颗炸弹》，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吴祖光的《凤凰城》，适夷的《S.O.S》，袁殊的《工场夜景》，白薇的《北宁路某站》，夏衍的《离离草》，沙可夫的《北宁路上的退兵》，章泯的《故乡》等等剧作的问世，形成了一场主题学意义下的规模持久、自觉的革命戏剧创作热潮。“九一八”戏剧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与中华民族特殊历史事件碰撞下发生的文学样式，是戏剧民族化在特殊历史阶段的结晶。 二、“九一八”戏剧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文学史进路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由萌芽经成长至成熟，历时30年。五四时期的戏剧就文本的内涵而言，是循着“从描写知识分子到同情劳动人民，从一般地反映社会问题到有意识地涉及阶级对立”③ 的发展线索而演进的。虽不如小说、新诗那样繁盛，但也由“情节支配着人物”向“人物支配着情节”④ 的创作方向迈进。发展到20年代中期大革命失败至抗日战争爆发的生长期，中国戏剧文学迎来了黎明和曙光，特别是全面抗战以后，戏剧文学的发展进入到空前繁荣的阶段。“九一八”戏剧发生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它标志着现代戏剧主题转向的开端，且成为中国现代戏剧走向繁荣的转捩点，对于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进路发生了重要影响。 对三四十年代中国戏剧形态的描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情。在那个异族入侵的时代，特别的社会政治形态，又有不同地域、不同文学传统、不同历史积淀等复杂因素的糅合，造成了这一时期的戏剧发展呈现出多元样态。研究者们先后梳理出了国防戏剧、抗战戏剧等不同的戏剧文学主题形态，而如何区别它们与“九一八”戏剧的异同以及如何准确定位“九一八”戏剧在戏剧文学史中的书写意义，其前提是对这一概念的厘清。国防戏剧是指1936年后“在‘国防文学’口号影响下进行创作的剧本”，如周钢鸣所言：“国防戏剧必须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及种种暴行，如‘九一八’‘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大众的各种惨案，以暴露敌人的残酷面目”。“我们必须把每次有关民族存亡的事变，迅速地在剧中作最明确的反映和批判”⑤。“其内容仍是以抗日、爱国为主体”⑥。抗战戏剧是泛指1937年至1945年间以抗敌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戏剧作品。而“九一八”戏剧则是指“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反映发生在东北的抗日救亡剧作。其与东北沦陷区戏剧文学在时间域的界定上比较一致，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作者队伍有鲜明的本土性，两者间有明显不同。“九一八”戏剧内涵的明确，使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九一八”戏剧不仅是中国抗日戏剧的先锋，开启了东北现代戏剧文学的先河，成为抗战戏剧的起点，更因特殊的历史事变而发生题材上的拓展，开辟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学题材的新领域，是从观念到创作实践都蕴涵着新因素的戏剧文学样式，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中的一次重要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