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不是《文学报》的发起人、编委，更不是《文学报》的编辑或一般工作人员，把她同《文学报》联系在一起，是否有点牵强附会、硬作文章之嫌？不，两者在精神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且有不少交往的事实。丁玲复出于新时期初期，《文学报》也创刊于新时期初期，同样的历史条件，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两者就有了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转折时期文学工作者应有的承担，更是使两者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共同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更大繁荣而努力。 上海历来是中国新文化的重镇，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曾经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许多知名作家也是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上海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近代以来中外文化思潮多次率先在这里交汇和撞击；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往何处去、文学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之类的严峻问题摆在广大文学工作者面前。面对着当时文艺界既生动活泼而又有点混乱的情况，杜宣、峻青、刘金等上海老作家，在中共上海市委支持下，决定创办一张报纸，使其成为新老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自己的”园地。《文学报》在《发刊词》里“敦请文学界的朋友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青，艺无分流派，都来共同耕耘这小小的园地”。《发刊词》里还说，如果《文学报》有一面旗帜，那旗帜上面将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文学界各方面的力量，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继续解放思想，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奋勇前进”。 《文学报》即将创刊的消息公开披露之后，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茅盾同志亲自为它题写报头，并撰写了《欢迎〈文学报〉的创刊》一文，热情地称赞它“在我国文坛上是一个创举”，还说它“是解放思想、齐奔四化时代的产物”，并对如何办好这张报纸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他许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也都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有的还寄来新作。丁玲当时复出不久，身体不好，正在厦门疗养，获悉《文学报》即将创刊，即寄来《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一文，以示支持；编辑部同仁收到后非常高兴，即在创刊号评论版上以头条地位刊出。 《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是评论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的。张贤亮这个短篇写一个名叫许灵均的小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后当“牧马人”的悲惨遭遇和改正后拒绝到美国享福的故事。丁玲的文章对主人公许灵均的坎坷经历和艺术形象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且这种分析融合着她的人生体验，因而很透辟、很辩证。在谈及横逆和迫害时，丁玲指出：横逆、迫害、十年、二十年，可以使人看破红尘，失去理想，失去原有优美的气质和性格，乃至于失去生命，但也可以锻炼革命者的意志，临危不惧、浩气贯天，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人民饱含激情。许灵均就属于后者。小说最后写许灵均错案改正后拒绝未曾谋面的父亲的邀请到美国继承遗产仍回农场执教，丁玲指出作品如此处理“使人心服”，这不是作者“故意唱高调”，而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因为艰苦的生活磨练已使许灵均离不开患难与共的妻儿，离不开他挚爱的祖国大地，他已经同劳动人民结下深厚的情谊，他已习惯于二十多年那种生活了。丁玲还说，她并不认识张贤亮，张的作品也只读过这一篇，但从小说看，他不是新手，而且是“经过生活熬炼过”的，文章写得很好，“排比、迂回、反复、层次，主从都安排得很恰当，写得细致、含蓄”。 80年代初期正是“伤痕文学”风靡时期，“伤痕”该不该写、应当怎么写曾在文艺界引起热烈的争辩。丁玲借评论《灵与肉》对此作出回应。她说：这类事读起来令人心酸，“我是不赞成把这些形诸笔墨”的，但“既然是现实生活，也就很难不触及”，我国幅员辽阔，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在这里，便在那里”出现一些不合理想的事，这没有什么可奇怪。丁玲又说：反映这种生活，“不要写得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要把整个社会写成一团漆黑”，而是“要把处在苦难中的人物写得坚定、豪迈、泰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亲密、庄重、神圣、无私”，进而彰显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是如何可爱”，也就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丁玲在极左路线下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由她来阐述这些观点也就更能使读者接受。 《文学报》创刊时，一开始就把广大文学爱好者纳入自己的视野。当时，国人刚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中解救出来，不时掀起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爱好文学、热爱写作的更是不乏其人。《文学报》同仁认为只要“抓住”这些人，满足他们的需求，哪怕某些方面不如权威报刊，报纸也是能够站得住的。基于这种认识，《文学报》把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当作主要读者对象，一方面在版面上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反映他们的需求、呼声和愿望；另一方面，努力普及文学知识，加强文学青年的辅导工作，坚信从他们中必将产生有希望的作家。1983年5月，《文学报》搞了个“文学大课堂”，举办“文学创作讲座”，邀请丁玲参加开讲仪式，主讲第一讲。丁玲欣然应允，风尘仆仆从南通赶来参加。仪式上，当丁玲面带微笑出现在学员面前时，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丁玲讲了这么几点：一、“支持办讲习班”。丁玲说，创办业余文学讲习班，她一向是拥护和支持的。延安时期，“文抗”在延安一个小山头上举办“星期文艺学园”，参加的人甚多，不少人跋山涉水走了十多里路参加。解放后，在北京举办“文学讲习所”（开始叫“文学研究所”），参加的人更多了，也颇有成效，可惜后来受我连累停办了，新时期又恢复了，听说还要扩大，办成文学院。现在不少地方都举办类似讲习班，且人数不少，如果一千人里出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成绩就不得了啦”。二、“写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丁玲说，“我写东西就写我个人的”，“写我了解的东西，写我知道的东西，使我产生感情的东西”，不了解、没有真情实感的东西，硬写是写不好的。丁玲又说，创作当然要有生活，作家要有感情，从哪里去获取生活、丰富感情呢？“要到老百姓那里去、到基层去”，从老百姓那里获取生活、丰富感情。三、“民族传统不能丢”。改革开放后，大门打开了，大家都争着向外国学习。丁玲说，我们应当“了解外国人在搞些什么东西，搞得好的，我们学；搞得不好的，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把外国人早已丢弃的东西当作宝贝捡回来。另外，我们民族文化有优秀的传统，许多东西使外国人着迷，我们更应努力继承。不能割断历史，“没有鲁迅，没有二十年代，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现在”，“我们要脚踏实地往前走，要有民族特点，要有中国人民的感情”。丁玲这次讲话后来整理成文，以《走正确的文学道路》为题，在《文学报》 1983年7月7日正式刊出，并收入她的《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