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3-0020-07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新文学，不包括晚清与民国文学，也不包括同一时期的通俗文学与用文言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尽管学术界一直有突破这样的范围的呼吁与研究实践，我们仍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学术立场。 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现代”与“文学”。“中国”是指“世界”的“中国”：在封闭的中国传统观念中，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只有在国门打开以后，才知道（更准确地说是才正视）中国之外还有“世界”，才有了先是被动、后来逐渐主动的国际文化、文学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自觉意识与努力，并产生了“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一系列新观念。“现代”自然是相对“古代”而言，这既是一个时间观念，又包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现代性”这样的质的规定性。由此而引发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这样的新问题——不仅有二者之间的血缘性的继承与缠绕，更有文学变革所带来的现代文学的异质性，即所谓“文学现代性”这样的新观念。显然，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与归结，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中心，始终是“文学”。尽管我们一点也不忽视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及相应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现代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都构成了讨论的深刻背景，但我们所要强调与着重把握的，则是“文学”：文学所特有的反应方式，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问题。 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出，即是先驱者对“现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问题”的一个回应。在选入本书的《无声的中国》里，鲁迅这样谈到“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必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文章”。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要求与宣言——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里所说的，都是大白话，却比许多故作深奥、夹缠不清的学究式的高论更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追求与特质。说起来，非常简单：随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与变动，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首先是他们中的先驱者、年轻一代变了，由传统的中国人变成了现代中国人，产生了有异于传统的现代的新思想、新思维，新的行为方式，有了新的情感、心理，新的审美趣味，于是，就要求新的语言，新的言说方式；所谓“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直白地说出来”即是反映了这样的发自觉醒的中国人内心的要求。而中国社会真正要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型，也必然要求，而且也必须最终落实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觉醒与变化：不仅是思想的觉醒与变化，也包括语言与言说方式的觉醒与变化，这都是鲁迅所说的“立人”的应有之义，即所谓“立言以立人”。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既是反映了这样的“立（现代中国）人”的要求，又担负起了促进现代“立人”过程的历史使命。 但人们也不难注意到，鲁迅的前述大白话里，也包含了深刻的焦虑与隐忧，即现代中国人“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除了社会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强大的文化、文学传统：中国古代人所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以及外国人所创造的世界文化、文学传统。这样的传统是不能简单拒绝的，它是我们“说自己的话”的必要资源；但如果我们缺乏独立自主性，却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声音，如鲁迅所说：我们“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危机所在：或者让别人（古人和外国人）来代表自己，或者用别人（古人与外国人）的话语来描写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被描写”的地位，也即被主宰与被奴役的地位，整个中国也就变成了无声的中国。言说的危机首先造成的是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危机，如鲁迅所说，这样的“哑人”最后就成了“枯涸渺小”的“末人”；同时最终导致民族的危机：一个发不出自己的真的声音的民族，是不可能“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的。 中国现代文学所要满足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要求：一方面，要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习描写，同时又要反抗依附于古人和外国人的“被描写”，目标却是“用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以利于现代中国人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