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命是和杂文分不开的。在鲁迅的全部写作生涯中，杂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他创作的后期，鲁迅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杂文创作中，“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可以说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① 鲁迅杂文以其深刻的思想阐释的能量和精湛的艺术美感的魅力不断验证着其不朽的文化和文学的价值，体现着“民族魂”伟大的精神内核和人格力量，为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增添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在当代，鲁迅杂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尤为重要。近十年来，鲁迅杂文研究已大大突破了“匕首”“投枪”的视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作为一种未经规范化的文体，自杂文产生以来，其文学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对鲁迅杂文文体属性的探讨和认识，关乎到对鲁迅其人其文的整体评价。近十年来的鲁迅杂文研究首先从文体角度切入，多侧面探讨了鲁迅杂文的文体特征。李德尧《鲁迅杂文艺术本质漫议》② 一文把鲁迅杂文置于文学艺术的统一体中去考察，认为“杂文之为文学就是因为它是遵循艺术思维规律而创作的”。该文从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纯文学”概念模式中超脱出来，从我国尚文、言志、抒情的传统散文观念中，对鲁迅杂文的艺术本质给予综合把握：它是将理性溶入生活的直观；用描写、叙述的手段将议论直觉化、艺术化；将抽象的思辨与感受意象化、象征化、符号化。这种探讨打破了某种僵化的文学观念，对重新认识鲁迅杂文的文学本质属性有启发意义。王嘉良《诗情观念：鲁迅杂感文学的诗学内蕴》（上、下）③ 和《形象反映方式与艺术思维特质——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④ 两文分别从情感和形象反映方式的角度来探讨鲁迅杂文的文学本质属性。前文探讨了情感在鲁迅杂感文学本质构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情感的表现形态及作为独特文学品种的杂感文在情感表达上的独特性。后文由形象反映方式介入，从杂文创作以来所显示的艺术思维特征上把握鲁迅杂文，揭示出形象反映方式是鲁迅杂文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我们看到，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逻辑思维和审美判断水乳交融，而逻辑思维向形象思维的转化使鲁迅的创作思维呈现为真正的艺术思维。情感和形象本是文学的两个基本质素，王文从此切入探讨鲁迅杂文的文学本质属性是富有新意的。值得注意的是，李、王二人的文章更多地超越了对杂文某些文学性质素的论辩，而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对鲁迅杂文的文学本质作出确认，显示出对鲁迅杂文文学本质属性辨析的理论深度和宏观眼光。姜振昌、孙思信的《鲁迅杂文文体的根本艺术特征》⑤ 一文则认为“曲笔”艺术是鲁迅杂文的根本艺术特征，而内在机制即“杂文构思布路的脉络”和外在表象即“语言的模糊特性”的综合运用，使鲁迅“最终把杂文推向‘形象化’、‘诗’、‘文艺性’的归途”。彭定安在《鲁迅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中将鲁迅杂文置于“鲁迅艺术世界”的总体构架中考察，在第七章中多侧面探讨了鲁迅杂文的诗学本质及其特征。论著从“甜美”与“有用”的结合；鲁迅杂文艺术本质的基础；“时代气候”与“精神气质”；鲁迅杂文的“文学的内在本质”之基础；零金细玉构筑的思想大厦；幽默、讽刺、激情；中国现代诗史与中国现代灵魂的镜子；鲁迅杂文艺术的中外思想——文化渊源；多重对立因素结合的思想诗；独创、新颖的文体与杂文语言等诸多层面切入，从整体上把握鲁迅杂文的文学本质特征，使鲁迅杂文文学本质得以立体化地展示，对鲁迅杂文诗学研究不无启发意义。也有论者对鲁迅杂文的文学归属性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李继凯《文体史视域中的鲁迅文体》（上、下）⑥ 的长篇论文从现代文体学的广阔视域观照鲁迅文体。针对鲁迅杂文的具体文本样式，认为“鲁迅的杂文在总体上看来是具有‘诗性’的批评性、议论性文字。是独特的文体样式。其中有较大部分的文字文学意味很浓，诗性很强，是可以被视为文学的。但并不是可以将鲁迅所有杂文都作如是观。”而应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来认识鲁迅杂文的价值。对鲁迅杂文创作整体性与局部性特征的细化分析，显示着作者的眼力，无疑有着更大的开掘空间。 作为“文体家”的鲁迅有明确的文体意识，这不仅体现在其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而且也体现在其杂文创作实践中，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探讨了鲁迅杂文的文体思想和文体的自觉精神。袁良骏《杂文的概念与鲁迅的杂文观》⑦ 一文对“杂文”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切近文本实际从鲁迅有关杂文的论述中提炼出鲁迅的杂文观：杂文乃散文之一体；杂文分两种：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作为“小摆设”的杂文；提倡“有情的讽刺”，反对“无情的冷嘲”；主张积极健康的幽默；“写杂文也不易”。论者熟稔研究对象，捕捉准确、敏锐，眼光独到。吕若涵《试论鲁迅的杂文理论》⑧ 从鲁迅对杂文文体的确认，对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提倡与实践，对杂文创作规律和美学原则的发现和总结等方面探讨了鲁迅杂文理论的丰厚内涵。论者由此得出鲁迅的杂文观是一个丰富、完整、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体系的结论。韩立群《鲁迅杂文文体理论及其实践》⑨ 一文发现，鲁迅的杂文观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大文章观，主张文体形式的多元性与审美品性的一元性，其战斗性审美品格在艺术方法上的集中体现是讽刺艺术的运用。而皇甫积庆《结构、解构、建构——论鲁迅文体思想及文体/文类构架》⑩ 一文对鲁迅文体世界的文体/文类构成作出了动态描述，体现了现代系统论辩证地把握系统与要素关系的思维特征。文章认为鲁迅文体世界的文体/文类构成是一个“有设想、受控制的系统”，而截然分开的个别文体的研究或单纯强调鲁迅文体发展思想及文体融合的一面，都不符合鲁迅文体思想及文体/文类构架的实际。因此，鲁迅杂文的文体意识“是一种长期自觉控制下的对文类的建构”。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鲁迅文体研究别开生面。虽然该文不是鲁迅杂文研究专文，但无疑对鲁迅杂文研究有启发意义。如果说皇甫积庆的文章是一种对鲁迅文体的宏观审视的话，那么查树楼《鲁迅对杂文文体真谛的认识和追求》（11） 则是从时间的维度上梳理了鲁迅对杂文文体的认识过程。该文把鲁迅对议论形象化（“曲笔”艺术运用）这一“杂文支配性规范”的认识分为“五四”时期的“朦胧与自发”、“语丝”时期的“清晰与自觉”、三十年代的“升华与成熟”三个阶段，并进一步指出鲁迅是把此当作杂文文体的本质特征来认识和追求的。论文较为清晰地勾勒出鲁迅对杂文文体认识的轮廓。研究者还运用文体理论剖析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刘泰隆《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12） 根据中国古代文论中将文体分为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次的理论，提出并论证了鲁迅杂文文体的特点表现在：体裁杂多而统一于杂文质，语言特色繁多而统一于诗化，风格多样而统一于战斗性。如果说刘文是从整体上把握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的话，张直心《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13） 一文则是颇有见地的个案研究的成果。张文重新审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深入描述了鲁迅对“苏式”文论形式认同、模拟、扬弃的过程。论者一反学界将《二心集》视为鲁迅批评文体发展至顶峰的成见，深入剖析《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理论化、体系化、逻辑明快的特点；同时指出，“苏式”文体存在着审美体验的狭隘，将文学的阶级功能绝对化，阶级分析普泛化，语言形式中的二极对立思维格式化等缺点。而鲁迅晚年的批评文体终于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自我深化，走向“血书”化、“非体系”化和诗性含混的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