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是《文学评论》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刊物。在中国大陆语境里，往往刊物主办方的行政级别的最高，自然意味着所办刊物的最权威。相辅相成而形成互动的结果是，最高水准的学者专家的论作，也多汇聚在这里发表。然而，正是这份《文学研究》它在其办刊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改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也着实显出刊物的意味深远，值得研究者关注。 《文学研究》，酝酿于1956年下半年，正式创办于1957年春。创办的原因，是“许久以来大家就感到有这种需要了”，而且“‘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全国学术界都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这个刊物就是在这种迫切的需要下面筹办起来的”。（1957年第1期《编后记》）然而，仅仅办了一年半，刊物就一直是貌合神离地酝酿改版，每一期刊物里面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紧张。1958年第3期，刊物实质上已经改版了，但名称没变。直到1959年第1期，《文学研究》正式改名《文学评论》，完成了从内容到名称的彻底改版。这就是今天的《文学评论》。从《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学术刊物的改版，一名之差，在现在也许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由于《文学研究》的办刊背景和改版的时代背景，这件事情就显得意味深长，它意味着解放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究彻底的当代转型。 从研究到评论：《文学研究》的改版 通常来说，一份杂志的改版，要么是它的发行市场效果决定它必须主动调整自己的出版定位和办刊受众，要么就是它的主办（主管）单位对杂志提出它原来定位无法负载的更高的经济效益或者思想导向要求。当然，在中国大陆，杂志的改版，有时也被称为新闻出版工作的内部整顿。前两者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期刊出版发行的商业策略，后者则更多属于一种政治宏大叙事下的音符变奏。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无疑，《文学研究》的改版，是政治宏大叙事的一种音符变奏。那么，我们能从这些变奏本身看到哪些蛛丝马迹呢？ 对一份杂志而言，最重要的形式当然是外包装的封面、封底、扉页、封三、封四的样态（具体情况见表一和表二）。除了杂志装帧等形式上安排上的变化外，在刊物的内容上，《文学研究》杂志也始终在不断的调整当中。从刊物的目录编排到具体的文章类型、作者群体的变化、文章标题的语气和时政气息的变化（具体情况可以见表三、表四），都透露出刊物创办伊始，就一直动荡不安，表明它在那个时代的无法从容自处的心灵和思想的紧张。 创办之初，《文学研究》的欣喜和有限度、疑虑的乐观是显而易见的。编者以那个时代习惯性的历史开创者的口吻在《编后记》里写道：“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实际上，刊物发刊第1期就开印4万份，连编者都觉得“似乎不算少了”，但仍旧不少读者说这个刊物不容易买到。可见刊物是受到欢迎的。但是，整个紧张的时代氛围，仍旧很快地让刊物感到掣肘。1957年的第2期，刊物主办者就说自己和“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的一样，杂志出版发生“脱期”，原因是“据出版社说，一是由于篇幅增加个别稿发排稍晚，二是由于印刷工作上的缺点。说是从第二期起，可以不再脱期了”。有趣的是，对此现象，刊物主办者也只能无奈地解嘲说“但愿事实如此”。同样，编者也一如创刊时，对办刊一直充满紧张，再次强调“我们把深切的希望寄托于我们成千成万的读者：经常地多多地给我们提一些意见，使这个刊物能够逐渐办得好一些！” 但是话音未落，1957年第3期，刊物“八月十二日”就写好《编后记》，又“因故延至十月十二日出版”。原因是时值“反右”政治斗争的全国气候，刊物迅速地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形势变化的巨大压力了。因此，在正式出版的1957年第3期，刊物开篇就是署名“本刊编辑部”的长文《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但是，尽管如此，这期发表的文章大多仍属严肃的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对此似乎“落后”的举动，主编者迅速地在《编后记》里进行了补充说明，“目前全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对右派分子、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正在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说“自下一期开始，我们还打算组织一些批判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论文，殷切地希望各地作者支持我们，多寄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一直到1957年第4期，主编者在《编后记》里也不得不承认工作的“许多地方都不令人满意，较为显著的缺点是刊物的计划性差”，希望在下一年把刊物编得“富有生气些”。 随着社会形势的缓和，1958年第1期，本来就定位为文学学术研究刊物的《文学研究》杂志，确实办得比以往更有学术规范，《编后记》里主编者自豪地说：“读者同志们，你们在感觉上也许觉得与收到去年各期时有所不同吧。是的，封面换了，目录增添了外文，每篇末页空白的地方补上了短文，字数增多了六万字。”这种努力在1958年第2期，继续进行，尽管似乎不那么容易坚持。编者在《编后记》里说：“这一期总算编印出来了。从内容上看，方面似乎多了一些，但还显得杂乱。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改进这个刊物。我们一定要排除各种困难，争取在今后的版面上有新的面貌，以便更好地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