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创作机制是指文学创作的基本思维、传播形式和表现形态。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机制，起码有三点不同： 首先是作家的身份。中国古代文学作家大多是朝廷官员，做官是谋生的职业，是正途；写作是兴趣，是爱好，入仕体现的是人生目的，创作体现的是人生修养。现代文学作家则大多是学者、新闻工作者，写作是职业，也是兴趣、爱好，既体现出人生的目的，也体现出人生修养。 其次是文本的传播。中国古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辑刊或者身后由亲友、学生辑刊，然后分送亲友。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传播则大多依靠大众传媒完成，一般总是先在报刊上刊载，然后再由出版社结集出版。 再次是作家作品风格、流派的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风格体现在个人的创作特征上，流派的形成往往体现在学习和被学习、模仿和被模仿的师生的关系中。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风格、流派的形成则与报刊有很大关系。报刊的编辑方针和价值取向制约和规范着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围绕着报刊的众多的风格相同、相近的作家自然就形成了文学流派，报刊是联系作家和维系流派的纽带和枢纽。在现代文学中有些文学流派干脆就用报刊的名称命名，如“语丝派”、“新月派”、“战国策派”等等。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大众传媒紧密的关系是现代文学重要的“现代”特征之一。决定了它们之间紧密关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特殊背景和随之产生的中国作家的新闻观、文学观。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几乎同时出现，中国现代大众传媒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文学难解难分。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都与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局面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20年代初被打破了。历史在给这一代知识分子打击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机遇。此时报馆纷纷成立，许多断了晋身之阶的知识分子都涌入了报馆，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代报人。从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开始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这些报人都是饱读诗书的人，论文学修养，他们都不差，论新闻的素质，他们几乎是无。这种现象从当时的报纸文体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用文学的笔法写新闻，文采斐然，铺陈有余，但事实记载却不多。有意思的是这些报章的“文学文体”在当时不仅有人写，还有很多读者喜欢看，所以当“新闻文体”成为报章的主流文体后，这些“文学文体”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新闻报章中自成一格，那就是副刊的形成。副刊的形成标志着文学创作作为新闻报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肯定了下来，也决定了中国的文学创作必然与新闻报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四”以后，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介入显得更为强势。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的载体，报纸副刊显示出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2月7日《北京晨报》宣布对第7版大加改革，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这就是著名的新文学的阵地《晨报副刊》。在《晨报副刊》的影响下，上海的《民国日报》刊出了副刊《觉悟》，上海的《时事新报》革新了《学灯》副刊，北京的《京报》创办了《京报》副刊。这就是新文学的“四大副刊”。除了新文学以外，市民文学更是将副刊作为他们文学活动的主要阵地，其中最著名的有《申报》的《自由谈》和《新闻报》的《快活林》。这些报纸的副刊刊载了大量的理论批评文章和文学作品，在它们的身后，可以看到李大钊、鲁迅、郭沫若、叶圣陶、周瘦鹃、严独鹤、张恨水等作家的身影。与此前由报社发行文学杂志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杂志几乎是由出版社（书局、书社、书店）发行。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的出版社一改只出版教科书和古典名著的局面，开始把视野扩大到社会时政上，其重要标志就是出版社会时政杂志和文学杂志。著名的杂志有群益书社的《新青年》、中华书局的《学衡》、北新书局的《语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大东书局的《红》《红玫瑰》、世界书局的《半月》、《紫罗兰》等等。由于出版社有较为充足的资金和完善的发行渠道，一些文学丛书得以出版，著名的丛书有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文艺丛书和文学研究会丛书、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北新书局的创作新刊、开明书店的文学新刊、良友图书公司的良友文学丛书等等。此时是中国电影迅速发展的时期，同为大众艺术的电影和文学联姻和互动势成必然。“五四”以前，中国电影主要从戏剧中寻找拍摄题材，因此此时的电影有“影戏”之称。“五四”以后，中国的电影转向文学作品寻找题材。洪深、欧阳予倩、夏衍、刘呐鸥、包天笑等人既是著名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编剧、导演或者是影评家。更为深刻的是，电影艺术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促进了一些文学流派的形成。 论述现代大众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强势介入决不仅仅是排列事实，而是要论述大众传媒的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国民的启蒙性上。无论是新文学的文化启蒙还是市民文学的道德启蒙，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社会批评和国民教育的价值观念。文学创作也就是启蒙国民的启蒙书。作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观念与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是一致的。 与古代文学的崇王师古不同，现代文学着重的是眼前的现实社会。现代文学的这种思维观念来自于进化论的文化观念，大众传播的思维在其中同样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大众传媒的核心是记载事实，传播信息，它决定了大众传媒的写实性、新闻性的文体特色。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思路，就会发现大众传媒的这种文体特色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特色。新闻有所谓的“5W+1H”的基本要素（what、who、where、when、why、how），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作品都可以运用新闻的这些基本要素加以分解。我不能说这些作家们完全是将文学创作看作是大众传播，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创作思维都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大众传媒的影响。道理很简单，当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舆论被看待时，大众传媒的写实性和新闻性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作家们的思维程序。 中国现代文学以其平民性为其重要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平民生活的描写和白话文体的运用。平民性是大众传媒的生命线，没有了大众阅读，任何形式的大众传媒都无法生存。当文学创作与大众传媒联姻时，文学创作的视野就必然要下移。这种方向性的转型是由晚清民初的那些报刊型的作家们完成的。同样，用白话创作小说在他们创作的小说和编辑的杂志中都已经相当地普遍，有些杂志甚至明确地提出以白话创作为“正宗”。例如1917年1月包天笑为其主编的《小说画报》写的《凡例》中就明确提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同年同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言已死，白话为正宗的理论。当然，应该看到这些报刊型作家们的平民意识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他们的新闻意识，他们是用平民的生活和浅显的语言教育启蒙民众，不像“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从文化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更没有“五四”新文学作家们的那种坚决的态度。不过，“五四”新文学的主张能够在短时期得到大众的呼应，与前段时期报刊型作家们所做的努力和铺垫是分不开的。
